撰文者Christine Chemnitz and Shefali Sharma
工廠化畜牧業生產,是農業現代化的主要推動力。其不斷的擴張,導致了氣候變化、森林採伐、生物多樣性損失和人權侵犯,這種種,都是為了滿足西方對廉價肉品的胃口。
歐洲和美國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肉類消費國,平均每人每年要吃60~69公斤肉,遠遠高於滿足人類需要的水準。如今儘管西方消費率已不再走高,甚至在某些地區出現了下降,但仍遠高於其他大部分地區。
與此同時,在新興經濟體,特別是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正在改變飲食結構,在未來幾十年中,隨著這些國家收入繼續上升,肉類和乳製品需求也將水漲船高。
為了滿足這一需求,世界農業企業將把肉類產量從今天的3億噸,提高到2050年的4.8億噸,整個價值鏈(飼料供給、生產、加工和零售),將造成嚴重的社會挑戰和生態壓力。
工廠化畜牧業生產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造成巨量溫室氣體排放——因為反芻動物的消化過程會產生甲烷。來自動物的廢氣,以及生產飼料所使用的化肥和殺蟲劑會造成大量氮氧化物。
事實上,從飼料生產開始,工廠化模式意味著土地用途的巨大改變和森林採伐。目前,大約三分之一的現有農地用於飼料生產,其中用於畜牧生產(包括牧草)的比重為70%左右。
隨著肉類消費的增加,光是大豆產量就將接近翻番,這意味著土地、化肥、殺蟲劑和水等用量,相應增加。越來越多的作物用於餵養牲口,導致糧食和土地價格出現上漲壓力,貧困人口更難以滿足基本營養需要。
更糟糕的是,牧民、小生產商和獨立農民,根本無法與低廉的零售價格競爭,而工業化畜牧業系統工資低、健康和安全標準低,無法成為理想的就業替代方案。
最後,工業化畜牧業生產還有公共健康影響。
首先,過高的肉類和奶類消費導致了肥胖、心血管病的健康問題。此外,將動物大量集中在受限制的空間,使得傳染病傳播更容易。遏制這一風險的措施,如使用低劑量抗生素以預防疾病(和刺激生長)會引發抗藥性,造成公共健康危機。
除了動物本身所遭遇的可怕環境,由於畜牧業不願採取合理的動物福利標準,你可能會質疑為何讓這個行業變得如此巨大。答案在於寡頭政治權力,它使工業化畜牧業生產商能夠將真正的社會和環境成本外部化,而隨後必須由工人和納稅人來承擔代價。
現實是,我們有其他滿足世界肉類和奶類需要的辦法。在歐盟,透過改變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兩個關鍵要素,就顯著減少生產體系的扭曲。
第一個是禁止進口基因改良飼料,並要求農民自己生產至少一半農場所需飼料。如此可為飼料採購制定明確規則,使國際營養失衡問題不復存在,並削弱孟山都等跨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的實力。此外,糞肥也能免於長途運輸,就地用來增加地力。
其次,禁止對飼料和灌溉系統添加不必要的抗生素。在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應該禁止非治療用途的抗生素,鼓勵更多獸醫站到第一線,建立永續性的肉類生產方法。
當然,這些措施只是第一步。隨著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的成長,最重要的關鍵是,讓更多人認識現有西方肉類生產和消費模式,將對未來社會發展造成相當大的威脅。我們應該共同努力,建立一個符合生態、社會現狀以及倫理規範的新生產系統。
克里斯汀·切姆尼茨是海因裡希·波爾基金會(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國際農業政策部主管。謝發利·莎爾瑪是農業和貿易政策學院(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農產品和全球化主任。
作者簡介_Project Syndicate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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