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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綠色革命的食物生產體系仰賴龐大的外部資源，也讓環境付出高昂的代價。土壤、森林、水源、空氣品質與生物多樣性都持續退化。」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主席達席瓦（José Graziano da Silva）敲響喪鐘，「不計任何代價、只追求產量的模式並沒有消弭飢餓，而肥胖症成了全球的流行病。」

上週在糧農組織羅馬總部舉行的第二屆「生態農業研討會」上，負責引導全球食農趨勢的達席瓦對著來自72國的政府代表、上千名與會者表示：「我們需要改變當前生產與消費食物的體系，轉向能夠提供健康、營養食物，保護環境的永續體系。」

兼顧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生態農業」（Agroecology）是開啟轉型大門的鑰匙。

生態農業，把落入邊陲的農人拉回核心

「生態農業」指的是，運用生態科學來研究、設計和管理永續農業與食物體系。在這寬鬆的定義下，依循不同的在地條件百花齊放。「因此我們需要對話，讓不同的論點相互參照，然後匯聚共識。」力推生態農業的法國前農業部長勒佛（Stephane Le Foll）表示。

糧農組織在2014年首次舉辦「生態農業研討會」後，接續的三年中在拉美、北美、非洲、亞洲、歐洲分別舉辦了七場區域性研討會。法、德、義，中國、南韓以及絕大多數中南美洲，目前全球共有28個國家訂立了推動生態農業的相關法律。

生態農業模式多樣，但關鍵思維有志一同：把落入邊陲的農人拉回核心。農業重拾全觀的視野，同時串起經濟、社會和文化功能，擺脫單面向只追求產量、經濟效益的短視近利。與綠色革命由上而下抹去各地差異的標準化技術不同，生態農業借重地方脈絡以及鑲嵌在農人身上的知識與技術。

「綠色革命」沒解決飢餓問題，環境、健康代價高，無法永續發展

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研究員柏洛葛（Norman Borlaug）在1958年研發出麥稈矮、產量大的小麥，高產的稻米隨後在洛克斐勒與福特基金會位在菲律賓的「稻米研究中心」（IRRI）誕生。這波「綠色革命」填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的肚皮，人口大增但挨餓的人減少。

多年豐饒飽足的表象下卻是百病叢生的環境，土壤惡化、水源枯竭、肥料和農藥污染日益嚴重，產量的增長後繼無力。農田的革命拉動了畜牧業發展，人類越來越像肉食動物，多肉、多糖、過鹹的加工食品讓營養與健康付出代價，農業也淪為全球暖化的兇手之一。

農業產量大增，人數銳減的農夫卻是越來越邊緣化，農村消失，地景衰頹，重工輕農的經濟發展政策拉大城鄉差距，農人往不平等的低端滑落。

必須擴大生態農業規模，不獨厚集中式的大農

為了挽救因綠色革命而付出的環境、健康與經濟、社會代價，第二屆生態農業研討會主席迪亞斯（Braulio Ferreira de Souza Dias）指出，「我們已經到了轉折點，現在就必須擴大生態農業的規模。」小農、家庭農業將扮演關鍵的角色，不獨厚集中式的大農。

以高產量為招牌的綠色革命進行了60多年，不只沒有解決飢餓問題，確保糧食安全與人民營養健康的期待也落空。糧農組織認為，若延續這條道路，勢必無法達到聯合國設下的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SDG）。距離期限只剩下12年，全球糧食體系不能不改變。

知識傳播以農夫為中心，培育種子教師，農夫教農夫

食指浩繁的印度經歷過綠色革命的盛況。但農人仰賴大量的化肥、化學農藥，投資成本日增，一旦收成不佳入不敷出，逼得許多農人走上自殺的絕路。

瀕臨孟加拉灣的安德拉邦是印度的糧倉，不斷攀升的投資拉高務農風險，壓縮獲利機率。安德拉邦的農業官員卡瑪（Vijay Kamar）表示：「我們推動的『零預算自然農法』從降低農藥、肥料與灌溉成本著手，透過害物整合管理（IPM）、無農藥管理（NPM）和社區永續農業管理（CMSA）協助農人轉型。」

「農夫少用藥，消費者也可以吃到更安全的食物，一舉兩得，」卡瑪說，「同時我們也保護了大地之母。」

卡瑪口中的「自然農法」並非放任由大自然接手，而是融合了專家研究與農民傳統知識。提高光合作用的成效、利用當地牛隻的排泄物來增加土壤的肥沃度，並用生物材質覆蓋土壤保住含水分與微生物。「而這些知識與技術的傳播，都是透過農夫教農夫來擴大規模。」

接地氣且嚴謹的科學研究、政府參與都是關鍵

零預算自然農法在2015年啟動時，安德拉邦政府訓練了8000名農夫，由他們返鄉接棒傳播技術，經過二年多的一傳十、十傳百滾雪球效應，現在有16萬農夫加入陣營。卡瑪承認，在人口眾多的印度這還是少數，「改變不是一夕間，但持續二十年，數目相當可觀。」

身為政策設計者，卡瑪提醒，「要擴大規模，政府的參與絕對是關鍵。」還要公民社會團結，當人數越來越多，「必須透過社會資本將農民組織起來，」否則即使再成功的例子，上億的散兵游勇也無法翻轉既有的體制。

接地氣且嚴謹的科學研究少不了，定期的土壤分析外，卡瑪指出：「2017年的調查顯示，所有參與的農民都反映成本下降了，88%的農人說產量增加。」但長期的效應還需要更精細的數據收集與分析。

在地球的另一端，來自非洲塞內加爾的恩戴亞（Gora Ndiaye）本身就是農夫，在糧農組織的協助下，興辦田間學校分享生態農業的經驗給其他同行。

農業失去農民，農民失去農地

推動模式雷同、目標一致，但附著在農夫身上的知識、技術因地而異，不再拘泥於固定的慣行套數。「農夫是活在地方上，而不是活在產業中，」創新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羅許（Bruno Losch）表示。地方風土外，還有當地其他生產者、消費者的互動，交織於在地脈絡，生態農業才可能枝繁葉茂，培養迎接極端氣候、市場波動等挑戰的韌性（resilience）。

來自厄瓜多的阿梅茲克（Roberto Gorthaire Amezcue）在慢食組織的協助下，結合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集體行動來推廣生態農業，「農夫要受訓之外，消費者也要學著擔起責任。了解什麼是公平貿易，讓農夫得到應有的尊重。」

當中南美洲、亞洲與非洲的農民賣力爭回一席之地，來自西班牙的生態農業研究員托蕾茉察（Eva Torremocha）沈痛地說：「在歐洲，農夫瀕臨絕種。我們正在失去農夫、農夫失去尊嚴。農夫生產的食物餵養我們，我們卻在剝削他們。如果沒有農夫，誰來餵養我們？」

在現代社會中，托蕾茉察主張，「食農體系要同時關注農村與城市，不該排除任何人。」她認為，必須以扶植小農的地方政策發展在地、短距離的「食物鏈」。

轉移對慣行農法的補貼，生態農業不再昂貴

為綠色革命開疆闢土鋪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堅持，小農無法達到規模、缺少經濟效益，拉高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慢食的主張更被批為「菁英主義」，不顧市井小民的生計。

「綠色革命的糧食便宜是因為有政府補貼，把這些補助轉移過來，生態農業就不再昂貴。」厄瓜多農夫阿梅茲克點出當前低價的食農體系是仰仗政策支持。況且，若把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營養失衡與健康問題等外部成本計入，「慣行農法的代價其實非常高。」

來自西非馬利（Mali）的農民運動者庫里貝利（Ibrahima Coulibaly）呼應，「早在1920年就有專家提出生態農業，卻因為後起之秀綠色革命有政策支持，生態農業束之高閣。」他還點出，不只農民在消失中，「農地也在消失中，如果政府不遏止農地掠奪，生態農業只是空談。」

「還有種子，農人不能自由取得種子，就不可能有生態農業。」塞內加爾的農人古洛（Marion Guillou）痛陳。即使生態農業順利在地方脈絡中開枝散葉，「但沒有改變自由貿易的體系，廉價的進口產品就足以壓垮農人的任何希望。」

就像印度需要公民社會支撐農業轉型，庫里貝利說，「推動由下而上的生態農業，必須有民主空間，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農人沒有權力。」

壯大生態農業，須避免大廠控制的「慣行」規模化

改革需要壯大生態農業實力，好與當前的大農抗衡。然而，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執行長阿爾貝茲（Markus Arbenz）指出潛在的矛盾，「一旦生態農業往規模化推，很可能再度落入大規模企業掌控的局勢。」

殷鑑不遠，小眾的有機農業轉為大眾產品後，小農反倒逐漸不敵食品工業、大型零售業的價格競爭。有機走上慣行集中式規模化的經營老路。

上千位來自五大洲的農人、專家、官員在羅馬熱烈討論生態農業之際，中國、歐盟與美國接續對德國拜耳收購美國孟山都的提案開了綠燈。這起高達二兆新台幣、比台灣中央政府一年總預算還高的併購案，將催生全球最大的農化公司，掌握1/3種子、1/4的農藥、1/4的肥料市場。想扭轉食農體系，一座大山已經擋在眼前。

糧農組織的大會堂裡，大衛們長篇大論商討擊敗巨人歌力亞的計謀。身為綠色革命推手，美國代表言簡意賅拋出一句：「你們想要達到什麼目的？」和農業巨人同一陣線的還有加拿大、阿根廷。

法、義、中，友邦布吉納法索支持生態農業，台灣往哪裡走？

綠色革命主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農業發展，但越來越多的案例與研究突顯，身為「常態科學」的慣行農法面臨越來越多危機，已經到了典範轉移的關鍵時刻。糧農組織允諾，將推動資源往生態農業轉移，以實證研究的科學證據支持最新一波的農業科學革命。

除了去年在G7高峰會允諾推動生態農業的法國，向來以生物多樣化自豪的義大利也表示支持。蔡英文總統即將出訪非洲卻無緣前往的友邦布吉納法索也說，在貧瘠環境下，生態農業是未來出路。積極與會的中國同樣贊成。

從歐洲、亞洲、拉美到非洲，無論富裕或困窘，都有國家選擇了生態農業。台灣呢？在食農典範轉移的十字路口，曾自認以農立國的台灣要往哪裡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