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jlai的部落格

2008-7-8 00:25

陳瑞鈿曾有過影星般英俊的面孔

陳瑞鈿，英文名 Arthur Tien Chin（簡寫 Art Chin — 阿陳），1913 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父名 Fon Chin，祖籍中國廣東省臺山縣，母名 Eva Wong，不過陳瑞鈿出生證上的母名爲 Mulatto，陳家後人都知道這位老祖宗祖籍秘魯，但不知其中國姓從何而來，一種猜測是其出生混血家庭並在澳門生活過。1930 年代初期，美國華僑界深受孫中山“航空救國”號召影響，當地華人社團全額資助陳瑞鈿和一批熱血青年入波特蘭 Al Greenwood 航空學校學習。飛行訓練極其昂貴，可見當地華僑的援華捐助是爲可觀。其時日軍欲在亞洲構建大東亞共榮圈，侵佔中國東北，並於 1932 年扶建滿州國，吞併中國之心昭然若揭。在華僑父老鄉親重托之下，爲救故國于困危，陳瑞鈿和其他 11 名優秀的華僑青年一道，于 1933 年遠涉重洋來華，志願參加中國（國民黨）空軍。

可悲的是，滿懷救國抱負的海外青年，一上岸就撞上了南牆，國民黨中央政府對他們的志願服務毫無興趣。細節雖不可考，情景可以想象。其時國民黨政府官僚充 斥，又無先例及指示可循，中國政府雖呼籲國際援助，卻未曾料到會等來這樣一批不請自到的志願者。更何況，他們帶著海外華僑的身份來華，不免引發裏通外國的 嫌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外國，同樣的嫌疑也一直纏繞著他們）。話要說回來，這樣的懷疑雖近乎病態，畢竟普遍存在於各國，故而無悖常理。

除日本的虎視眈眈之外，中原大地上還有多股勢力在爭奪政權。辛亥革命送走了清朝，卻未能帶來一統天下的新政權，人民雖對孫中山倡導的共和體制寄予厚望，終 不抵軍閥混戰，國家再次陷入分崩離析。直到 1930 年代，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黨在蔣介石的統率之下，終於制服各路諸侯，建立起得到國際廣泛承認的中央政府。可是許多省份繼續陽奉陰違，我行我素。還有毛澤東領 導的中囯共產黨，一直與國民黨抗衡。

不過，這種亂象也爲陳瑞鈿和他的夥伴們打開了一扇參加空軍的後門。在 1930 年代初期，中國各省有約 16 支互相獨立的空軍部隊，小者僅一兩架飛機，大者有數百架，頗具規模。連橫合縱幾經爭鬥後，除中央軍之外，尚存廣東、廣西、陝西、四川和雲南五省擁有自己的空軍。其中廣東爲諸省中最大最強者，由實際的軍閥陳濟棠所控，廣東空軍爲其“天空屏障”。美國早期華僑多來自廣東，故而陳瑞鈿一行輾轉到廣州，最終投靠陳濟棠加 入廣東空軍。1933 年 12 月 1 日，陳瑞鈿獲少尉軍銜。 其待遇，和 8 年之後才成立且不足一年便解散的美國志願航空隊即飛虎隊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前者月入折合 10 塊美金，後者 500 多美元。

然而世事難料，到 1936 年夏季，陳瑞鈿卻又圓了“加入”中央空軍的夢。原委乃是年 5 月，陳濟棠突發兵變，同蔣介石分庭抗禮。廣東空軍或從全國團結抗日大局出發，拒不從命，在該年 6-7 月間集體投奔中央空軍（陳等華僑飛行員在這一事件中的角色目前尚不清楚，但似乎不是煽動者）。此次投奔已非一般“變節”，廣東空軍是把所有飛機降落到國民 党的機場。一夜之間，中央空軍實力大增，自不必說，陳濟棠兵變以失敗告終。

對陳瑞鈿而言，這一年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他與另外四名飛行員被選派到德國接受先進戰鬥機飛行訓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中國空軍竟然接受作爲德意日軸心國 之首的德國納粹空軍的訓練，這或許不可思議，其實不然。在 1930 年代，中國是德國的重要武器購買國，德國必須提供各種軍事專業顧問和訓練。培訓基地設在歷史悠久的巴伐利亞州 Lager Lechfeld 機場，當時該機場由製造梅塞施密特設計的 Me-109 和Me-110 等飛機的巴伐利亞飛機製造廠專用。

學成歸來，陳瑞鈿入第 6 飛行中隊，擔任一名隊長，在 1937 年 2-6 月期間在隊裏任教官。同月，他被調入第 5 驅逐機大隊第 28 中隊任副中隊長，正隊長由另一美籍華人陳其光（Chan Kee-Wong）上尉擔任。第 28 中隊當時配備的是 Curtiss（柯蒂斯）霍克-II 雙翼戰鬥機，是美國海軍 F11C-2（自 1934 年起改名爲 BFC-2）的出口型機種。中國在 1933 年購買了 50 架，此機型亦于同年入美國海軍服役。可是僅過四年，這款雙翼機就現落伍之象，其設計爲開放式駕艙，織物蒙皮，帶固定起落架，配兩台步槍口徑的機槍。

陳瑞鈿伍月梅夫婦

雖然戰雲壓空，年輕的陳瑞鈿不忘苦中作樂。他英俊而善交，蓄一口引人注目的短須，叼一管煙斗，即便在社交中講帶著濃厚美語腔的中文，也別具魅力，故而深得 女士歡心，且此“花名”伴其一生。就在這段期間，他結識了印尼出生的華裔伍月梅（Eva Wu）並與之結爲連理。據陳氏家譜及中國一些資料記載，伍月梅是著名歸僑伍廷芳（1842-1922）之女， 伍廷芳是香港首位華人大律師，在 1896 至 1909 年間歷任駐美國、秘魯、古巴外交公使，後任民國臨時政府司法總長、北洋政府外交總長及代總理等職。陳伍二人婚後生育了兩個兒子，英文名分別爲 Gilbert 和 Steve。

旋即，日本關東軍與國民黨軍隊的衝突升級，釀成 1937 年 7 月 7 日的盧溝橋事變。從 8 月 10 日起，空軍第 17 及 28 驅逐機中隊駐守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週邊的句容機場。第 17 中隊長由美籍華人黃泮揚（John Wong）任中隊長，該中隊配備美國波音公司製造的 P-26“射豆槍”（Peashooter）的出口型 — 波音 281。此機雖爲單翼型，其實只是一款過渡性設計，仍保留著大量陳舊性能。即便如此，對中國而言已屬不可多得。8 月 13 日，日軍南下攻滬，開始向內陸及首都推進。

中國波音 281 機隊與飛行員

戰績顯赫，長空風流

1937 年 8 月 16 日，陳瑞鈿首開記錄，擊落一架三菱 G3M2 雙引擎轟炸機。此戰對陳而言相當驚險，原因頗多。其中之一是他的戰鬥機速度難以超越日本轟炸機（或者幾乎速度相仿）。據陳的私友及學者張鍾泰（Raymond Cheung）後來說，阿陳回憶稱，當他的座機進入開火位置時，幾乎成爲對方炮手的靜止目標。此戰也凸顯出 1930 年代中飛機發展突飛猛進的速度。1933 年和 1936 年相隔只有短短三年，1933 年服役的霍克-II 和 1936 年服役的 G3M2 儼然已顯兩代機之別。霍克-II 仍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飛機陣列的尾巴上，G3M2 卻以嶄新面貌出現：全金屬、單翼、封閉式座艙、可撤回的起落架，配備防禦性旋轉炮塔。不過 G3M 也只領片刻風騷，到太平洋戰爭開戰時已經落後，但仍存餘勇，在 1941 年 12 月 10 日馬來亞海戰中，日軍以此機爲主炸沈英國主力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反擊”號。

爲保衛廣東韶關飛機廠，第 28 驅逐機中隊派遣陳瑞鈿率領一個機組阻截日本轟炸機。1937 年 9 月 27 日，他的機組和第 29 中隊的一個機組（該組駕駛帶伸縮起落架的霍克-III 戰機）一道，發現三架 G3M2 轟炸機。此戰中陳瑞鈿未報戰果，但據日方記錄，其中一架轟炸機在返途中因傷迫降，有證據顯示陳瑞鈿是此戰果的主要功臣。

一個月後，中國從英國獲得 36 架角鬥士（Gladiator）Mark-I 型戰鬥機，翌年 1-2 月 間分配給第 17、18 和 29 中隊。這款戰鬥機比霍克-II先進，它速度更快，配四挺機槍，採用密封座艙，但仍保留織物蒙皮、雙翼及固定起落架等陳舊設計，螺旋槳由兩片巨大的木漿葉組成。和 其他大多數戰機一樣，它沒有配備防彈鋼板和自密封型油缸，其之重要攸關生死，此爲後話。

陳瑞鈿從此駕駛這款飛機擊落擊傷多架敵機，自己也摔過三架，其中只有一次屬於事故。1938 年 2 月 9 日，他率領一個機組飛往南昌，途中遭遇暴風雪。在沒有全球定位系統的年代，在甚至沒有無線電導航覆蓋網路的中國，戰鬥機辯識方向只能基於經驗。他命令他的 機隊升高，自己孤身下降探位，尋找地標。凡經歷野外暴風雪者都可想象出天地混沌一片的情景。陳瑞鈿正貼地飛行時，意外撞上一座被雪嚴密覆蓋的小山，雖然飛 機墜毀，陳瑞鈿卻奇迹生還，但右眼下方負傷。

對常人而言，飛機墜毀容易造成心理創傷，如果自己再負傷的話，更易生髮恐懼。有些人甚至目睹一次墜機事故後便退出飛行。陳瑞鈿卻毫無懼色，一心想著重返藍 天。5 月底痊愈後，他立刻投入戰鬥，擊落一架日本中島 E8N 水上飛機。6 月，他被任命指揮第 28 中隊，並晉升上尉。是月 16 日，陳瑞鈿再傳捷報，擊落又一架 G3M2。8 月 2 日，陳瑞鈿機隊的地勤人員無意中從一架蘇制戰機殘骸中翻找出一套防彈鋼板，遂裝到陳的座機中。就是這套防彈板在第二天的戰鬥中保住了陳瑞鈿的性命。戰爭中 的巧合充滿種種詭譎，是爲一例。

8 月 3 日，陳瑞鈿駕機升空後，報告受到三架日本三菱 A5M（一說 A5M4）戰鬥機攻擊正與之交戰。據當時還未以“飛虎”將出名而僅擔任中國空軍顧問的陳納德將軍說，“阿陳一心想著要把小日本的長機打下來，竟奮不顧身地 貼身衝撞。兩架飛機都爆成火球，偏這阿陳命大，跳傘落地……負了點傷，身上被燒著幾處。等我們找著他時，他卻正在現場指揮群衆從飛機殘骸中找他寶貝機 槍。”這阿陳索性得寸進尺，向陳將軍提出請求：“長官，我想用這挺機槍再和您換架飛機，怎麽樣？”

整個故事或許有點渲染，基本情節卻是事實。根據準確資料，日軍的三架 A5M 圍住陳瑞鈿的角鬥士，輪番開火，陳瑞鈿只聽到子彈在座椅後剛裝的防彈板上迸飛。角鬥士百孔千瘡，眼看就要失控。阿陳臨危不懼，即便與敵人同歸於盡也在所不 辭，於是駕機勇猛撞向其中一架敵機，並在撞機的最後一瞬間跳傘彈出，落地後被護送到當地救護所醫治。一名戰士從陳瑞鈿的角鬥士殘骸中找出一挺機槍並帶給 他。後來陳納德將軍前來探視，阿陳開玩笑說，要把這挺機槍裝到他的下一架戰機中。

八三武漢空戰情景

日本帝國海軍的三菱 A5M 96 戰機是陳瑞鈿和他的戰友們當時面臨的主要對手。A5M 96（以及後來更著名的改進型 A6M）的設計者是三菱首席工程師堀越次郎（Jiro Horikoshi），該機是 1930 年代的過渡設計，採用開放式座艙，固定起落架，裝備兩挺機槍。但它是全金屬單翼機，速度超過除蘇制波利卡爾波夫 I-16（Polikarpov I-16）單翼機以外的其他任何中國戰鬥機，且由訓練精良的日本軍人駕駛。

在1938 年 10 月，幸存的角鬥士全部撤出進行大修，第 28 中隊獲得新裝備，仍然是雙翼機 — 蘇式 Polikarpov I-15Bis（或I-152）。抗日至此，由於各種事故和作戰損耗，中國空軍已經元氣大傷，雖然終於獲得蘇聯飛機補充，且蘇聯“志願”飛行員從 1937 年秋季開始入華參戰，畢竟難振舊日雄風。蘇聯的高速雙引擎圖波列夫的（Tupolev）SB 轟炸機和 I-15BIS/I-152 成爲中國空軍主力機種。

陳瑞鈿和他的愛機紐約號伊-15 戰鬥機，這種飛機早已落後，但是陳瑞鈿和它靈活的特性仿佛融爲一體，先後打下了八架日本飛機

2008-7-8 00:30

1938 年 12 月 20 日，陳瑞鈿晉升第 3 驅逐機大隊副隊長。 阿陳和他的戰友們開始駕駛蘇制戰機，但沒有取得任何戰果。後來角鬥士（僅剩三架）通過檢修重新服役，阿陳立刻要回他更順手的舊機。1939 年 11 月 2 日，阿陳和僚機截住一架三菱 KA-15 偵察機，卻未能將之擊落。皆因該機速度極快，幾乎是不怕任何中國戰機攔截。根據陳瑞鈿的個人紀錄，他已經打啞了 KA-15 的炮手，可惜僚機無法跟上，讓其得以逃脫。在同月的月尾，陳瑞鈿又打下一架日本雙引擎轟炸機，估計是 G3M2。此機尾翼下方有一盲點，陳瑞鈿準確抓住這一弱點，潛至其尾下方，仰射將其擊落。

血灑長空是天空驕子的完美歸宿，陳瑞鈿的空中格鬥生涯在最激動人心的空戰高潮中終於結束。1939 年 12 月 27 日，他率領由一架 I-15Bis 和另一架角鬥士組成的混合編隊，護送蘇聯飛行員駕駛的三架 SB 轟炸機去襲擊集結在昆侖關附近的日軍。在慘烈的開路過程中，他編隊中的兩架戰機先後折翅，但日軍方面同樣被打掉兩架，第三架負傷返回（無法判斷功歸於 誰）。阿陳的角鬥士不幸也被擊中油箱，他駕著一團熊熊烈火緊急飛回到中方安全線內，然後帶火跳傘，全身大面積燒傷。落地後雖終於被中國士兵發現並救出，卻因當地缺乏良好的醫療條件，備受煎熬整整三天。燒傷者最怕的就是感染。阿陳後來的康復過程極其艱難和此三天等待醫藥 不無關係。

陳瑞鈿和他的戰友們的血沒有白流，三架蘇聯轟炸機在他們的護送下全部沖過日機阻截線，完成了轟炸任務。國民黨軍隊經過血戰，收復昆侖關。

無怨無悔，百折不撓

嚴重燒傷的陳瑞鈿被安置在廣西柳州機場邊的一間小屋中，他的妻子伍月梅攜兒趕來，親自護理丈夫。卻不料日機突然在第三天空襲柳州機場。月梅急將兩個幼兒送 入防空洞，旋即轉回來守護丈夫，此時的阿陳，臉部連同眼睛，還有雙臂從上到下，全部纏滿繃帶，根本無法動彈。在夢魘般的清醒之中，他們聽見炸彈爆炸聲轟然 而近，情急之下，月梅捨身救夫，撲到阿陳身上，炸彈掀翻了小屋，彈片奪走了月梅的生命。多年之後在接受採訪時，阿陳平靜地說，“我將她的屍體一直抱在懷 中，直到救援人員趕到。”

四十年代初美國僑界出版的連環畫選圖 

香港，當時作爲英國殖民地而保持中立。陳瑞鈿和他的兒子們被疏散到香港。醫生在兩年的時間中對他施行了 7 次手術，醫治他臉上和手上的創傷。29 1941 年 12 月 8 日，香港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亂作一團。仍纏著繃帶的陳瑞鈿離開醫院，找到了兩個被遺棄的孩子（他們的保姆丟下孩子逃走或可能死亡），輾轉穿過封鎖線回到安 全區。最後，在陳納德將軍及蔣夫人宋美玲的勸說下，阿陳同意回美國繼續接受醫療。身爲美國第一志願軍團司令的陳將軍，于 1942 年 6 月 10 日親自書信一封，請美國空軍派運輸機接阿陳回美。 在紐約醫院的 20 個月中，陳瑞鈿又經歷了 20 多次手術，逐步修復臉及手部創傷。雖然疤痕重重疊疊，總算全身出院。

傷癒後的陳瑞鈿

毫無疑問，陳瑞鈿已經盡了一己之力，他可以問心無愧地退役，在榮譽中安度餘生，找一份寧靜輕鬆的工作，把扭曲的臉龐隱藏於公衆視線之外……然而，這不是阿陳的性格。

他公開出席了戰爭債券集會，在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與影星喬治筏和市長 LaGuardia 等社會名流一道，參加僑界組織在紐約中國城舉行的買國債“工合”（Gung Ho）動員集會。“工合”者，本爲當地僑界一組織名稱，此時此刻更意味著美中兩國在戰爭中“一起努力”及“有難同當”之意。對於支援美中並肩作戰的這樣一 場聲援集會，此名再貼切不過。

陳瑞鈿在療傷期間接受 CBS 採訪

在這段期間，陳瑞鈿和一位名叫 Frances Murdoch 的護士相戀並結婚，生育一女，取名 Susan。戰爭結束後，Murdoch 乘船去上海與丈夫會面，卻在船上移情於一名同船乘客。陳瑞鈿遂與之平靜分手，只要求取得對孩子的監護權。

陳瑞鈿身體康復後，於 1945 年重返中國，再上藍天。他在這年 3 月 28 日獲得美國政府部門頒發的符合飛行員條件的二級體檢證明，國民黨空軍少將毛邦初（P.T. Mow）也親自爲他出具在中國空軍服役積 3,000 小時飛行經驗的證明。 他據此加入了中華航空公司（CNAC），在中國對日戰爭的最後階段，駕駛運輸機飛越珠峰，往返於印度和中國之間，在“駝峰航線”上運送抗日物資。這是一條 充滿危險的航程。美國空軍負責空運的前司令官 William Tunner 少將曾經說過，“飛越‘駝峰航線’所面臨的危險決不亞於飛越納粹德國的上空。” 到 60 年後的今天，這條航線上仍有 300 多名航空人員被列爲“失蹤”。

他傷癒後重返中國，和 CNAC 的同事合影 

中日戰爭結束後，陳瑞鈿作爲資深飛行員繼續留在中航，擔任一名機長。1947 年 10 月 15 日，他獲得飛行員資格考官證書，資格範圍覆蓋單引擎、多引擎、儀錶系統和民航運輸機等。其資格證明書則特別標明他具備駕駛 DC-3、C46 和 C47 的資格。

在中航期間，陳瑞鈿結識了當時在中航上海分部工作的楊瑞芝（Vivian Yang）。楊的同事曾警告她說，要是坐阿陳的飛機，千萬別打磕睡，“要不一覺醒來，猛然看到他的面孔，別把膽給嚇破!” 楊瑞芝不僅看到他的面孔，更看到面孔下的心靈。他們在 1948 年結合，並生育了一個兒子，取名 Matthew。

1949 年，陳瑞鈿攜帶家小回到他在美國的家鄉波特蘭。從 1950 年 9 月 20 日的一份體檢證明可知，他一直想在航空公司找一份飛行員的工作，但顯然無果。 最後在當地郵局謀到一職，直到退休。據郵局同事 John Johnson 說，阿陳在波特蘭市郵局第 19 郵區擔任信件分揀工，需要三班輪轉。這是一份“叫價”的工作，意爲美差。他記得阿陳爲人友善，有人緣，還喜歡和漂亮女性調笑。

海外華僑，華裔美民？

在陳瑞鈿過世前不久，一家報紙記者問他爲什麽去中國，他的回答是：“中國召喚我。”（China called me）。答得直截了當，卻模糊了身份前提。或許只有在理解中國移民及其子孫後代與中國的感情紐帶後，才能準確理解爲什麽阿陳如此脫口而出。

身爲華僑，棲身海外，可能永遠被視爲外來人，你的居住國視你爲與中國有牽連，而你的母國中國卻視你爲和居住國有牽連。年輕的阿陳和他的同伴輾轉萬里，來到 他們認做自己故國的中國，乞求加入國民黨空軍，卻被拒之門外，儘管此時的中國極度需要經過訓練的飛行員，甚至在此之前的 1926 年，中國就開始運作一項“海外求援計劃”（Outreach Program，且此計劃一直存在）。由此看來，國民黨的確在尋求海外華僑的支援，但又敬而遠之，且對華僑援華的期待非常明確，這就是籌款和聲援。一群血氣方剛的准外國人，突然不知從哪里冒了 出來，操一口廣東腔（有的還講得磕磕碰碰），卻自告奮勇要上前線，顯得不倫不類，當然投靠無門。

在大洋的這一側，陳瑞鈿的處境至少當時沒有這樣明顯地尷尬。美國方面的資料文獻經常將他描述爲俄勒岡本地人，但也沒有忘了稱他爲“Chinese”（中國 人或支那人）。例如，《俄勒岡人報》（The Oregonian）1944 年 9 月 6 日報道陳瑞鈿準備返回中國的消息，標題是“中國人準備回國”（Chinese Set to Go Back）。在那次引人矚目的戰爭債券動員集會上，他穿的是中國空軍少校的戎裝，實質上是在扮演中國的明星代言人的角色。二戰期間，中美是盟國，這樣做或許不成問題。 一旦兩國利益相左，問題就可能接踵而來。美國近來發生的一些事件便是證明。

現在再回過頭來探討陳瑞鈿去中國的動因。一個不滿 20 歲的年輕人，胸腔中一定充滿著理想主義和青年樂觀精神。中華大地上的悲劇事件在美國廣爲報道，深得民衆同情。身爲華裔青年，阿陳自然瞭解得更多，對故國的 感情更加強烈，因此決意投身其中，貢獻一己之力。他的所想所爲並不孤立，有一批熱血青年與他同行。例如其中之一叫雷炎均（Clifford Louis），很多年後成爲中華民國的一位空軍將軍。另一個叫李阿瑩（Hazel Ah Ying Lee），後來加入美軍空軍婦女航空服務團並在位殉職。

既去中國，他如何能做到義無反顧，無怨無悔，尤其在經歷了這種種悲傷、恐怖和傷痛之後? 又如何能堅強地昂起頭顱，勇敢承受起命運壓向他的一切磨難?

這其中定然有某種內在的因數在作用，它有別於外部因素，無法歸類於任何族裔，難以量化，我們只能稱之爲“性格”— 性格使然。

陳瑞鈿在中國一直被視爲英雄，但美國方面如何看待他? 雖然是出身於美國的美國公民，他是在參加中國的空軍後而成其英名，故而似乎應另當別論。但又不儘然。美國人爲外國空軍效力的例子並不少。日本襲擊珍珠港 時，歐洲大陸戰火已燃燒兩年多，中國的抗日戰爭更超過了四年。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前，許多美國人已經在英國皇家空軍和在歐洲作戰的加拿大皇家空軍中作戰（最著名的是三個鷹中隊 [Eagle Squadron]）。並且，美國志願航空隊也已在中緬邊境地區逐步形成作戰能力，甚至在珍珠港事件後在中國空軍內獨立形成一個作戰單位，即聞名於世的飛 虎隊。多數美國歷史學家斷然不會因爲飛虎隊在外國效力的原因而否定其英雄地位。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按時間論，陳瑞鈿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第一個王牌飛行員。嚴格而論，在美國正式宣戰後，陸軍中第一個王牌飛行員當數 Boyd D "Buzz" Wagner 中尉，海軍中第一個王牌飛行員是 Edward H. "Butch" O' Hare。 在這個時間界限內，王牌榜無可爭議。然而若越過此界限，將在此時間之前美國人對敵作戰的貢獻也包括進去的話，情況便複雜起來。除了陳瑞鈿和與他一起赴華參 戰的華僑子弟以外，我們還要注意到在 1936-1939 年間參加西班牙內戰的美國人 Frank Tinker 和 "Ajax" Baumler 等人。事實上，Frank Tinker 在 1937 年 6 月 14 日就打下了第 5 架敵機，比陳瑞鈿的第一個戰果還早兩個月。 只是（並無貶低其戰績之意），西班牙在二戰期間是正式宣佈的中立國，而中國是同盟國之一，且是二戰的一塊戰場。雖然西班牙的敵人也是美國參戰後予以打擊的 德國納粹和義大利墨索里尼政權，這只是從廣義而言。而陳瑞鈿從 1937 年就面對的敵人正是在 1941 年轟炸珍珠港的同一個敵人 — 日本帝國軍隊。由此而論，陳瑞鈿應既是中國的英雄，也是美國的英雄。

雖然此觀點尚未得到廣泛注意，美國有關部門似乎已經認可。陳瑞鈿的一些貢獻在 1995 年 2 月 28 日獲得承認，美國空軍爲表彰他在“駝峰航線”的飛行而授予他傑出飛行十字勳章和空軍勳章。陳瑞鈿於 1997 年 9 月 7 日去世，在人走後不到一個月，他的照片被迎入設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米德蘭（Midland）的美國空軍歷史博物館美國空軍名人堂，這位被長期忽略的美國英雄 終於在美國獲得應有的認可。 他的遺孀楊瑞芝和三千多人出席了追授儀式。最近，2008 年 3 月 5 日，美國國會批准一項提案，將俄勒岡州 Beaverton 市的一棟郵政辦公樓命名爲“陳瑞鈿少校郵政樓”。

結語

雖然有關飛虎隊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就在中國作戰多年的誤傳逐步得到澄清，但美國人在 30 年代中的確參加中國對日空戰的事實繼續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中。他們中不乏在美國參加二戰前就卓然有成的王牌飛行員，許多人秉持信念，繼續爲盟軍戰勝法西斯作 出貢獻，爲後來更多美國同胞樹立榜樣。這些先驅之一就是陳瑞鈿 — Art Chin。他面對敵人的勇敢，他面對磨難的頑強，值得大洋兩岸的所有人學習。他的故事，已在中國和美國空軍及軍事史上都留下了印記；他的精神，也應成爲兩 國共用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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