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廣東捐款獻機運動(上)
作者：唐富滿 歐陽湘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5年08月05日 星期三 編輯：南都 版次：RB13 版名： 歷史
抗戰時期中國空軍的飛機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遠遠比不上日本空軍，因而戰爭的制空權一直掌握在日軍手中。八年抗戰乃至十四年抗戰期間，敵機到處肆虐逞兇，頻繁轟炸我前方陣地和後方無辜居民。在此情況下，海內外華人紛紛捐款購買飛機獻給國家，以期保家衛國，實現“航空救國”之夢。
《申報》1936年11月1日關於蔣介石壽辰獻機典禮的報道。 本版資料圖片由作者提供
廣東各界捐獻並命名的全部十八架飛機。
蔣介石壽辰獻機典禮上，飛機排成“中正”二字。
1938年廣東人民購機抗敵籌募委員會開的捐款收據。
抗戰時期中國空軍的飛機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遠遠比不上日本空軍，因而戰爭的制空權一直掌握在日軍手中。八年抗戰乃至十四年抗戰期間，敵機到處肆虐逞兇，頻繁轟炸我前方陣地和後方無辜居民。在此情況下，海內外華人紛紛捐款購買飛機獻給國家，以期保家衛國，實現“航空救國”之夢。
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華僑捐款購買飛機，贊助孫中山革命。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中，日軍不斷出動飛機轟炸，國人逐漸認識到空軍建設的重要性。戰爭結束後，上海人民發起“航空救國”運動，向美國訂購18架驅逐機，分別以捐獻者名號命名，除團體性上海市號、滬工號、滬商號、滬校號、滬童軍號等外，還有以捐款人命名的。全國各地紛紛創建民間航空組織，並發起捐款獻機活動。南京政府於1933年5月組織“全國航空建設協會”，經收各地彙繳的飛機捐。群衆性捐款獻機運動形成全國規模。抗戰全面爆發後，各種形式的捐款獻機運動幾乎從未間斷。
國人慷慨解囊捐款獻機用於抗戰，對當時的空防建設有積極作用，也是有歷史價值的。在國內各種捐款獻機運動中，1932年後上海“航空救國”運動和1936年“獻機壽蔣”最受重視。但後者因其法西斯意味而備受責難。
抗戰前夕的“祝壽獻機”運動
全國性的“祝壽獻機”運動在1936年5月-10月之間進行。但廣東因政局原因開展較晚，“廣東籌款購機慶祝蔣委員長壽辰”運動，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才落幕。
1936年10月，蔣介石50歲壽辰(虛歲)，國民黨當局發動“祝壽獻機”，捐款購得飛機百餘架。但因其法西斯意味，使得此事備受責難。誠然，這次捐款獻機確系效仿德國法西斯軍人。1936年4月19日柏林，德國總理希特勒47歲壽辰盛典，德國退伍軍人聯合會將以飛機一隊奉獻，以留紀念。這是國民黨爲蔣介石“獻機祝壽”的背景之一。據首倡這一行動的上海市長吳鐵城在《航空雜誌》上撰文：爲蔣委員長五十壽辰募款獻機有兩種深刻重大的意義：一是在充實國防，二是在擁戴領袖。
同年5月6日，國民政府要人發起組成“蔣公壽辰獻機紀念委員會”，何應欽爲主席委員，吳鐵城、翁文灝、程潛、陳果夫、周至柔、孔祥熙、王曉籟(上海總商會會長)等任常委。6月10日，該會昭告國人：“除獻機外，無須致送禮物及開會慶祝，以彰謙德。”7月，該會公佈“籌購飛機呈獻募款辦法”，由各省市分攤募捐數額。至10月份，獻機運動進入高潮，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將認捐額陸續彙解南京。10月30日，南京政府在南京明故宮機場舉行獻機典禮大會，壽星蔣介石“不克蒞會”，由何應欽代表受機。參加人數達20萬之衆，可謂盛況空前。(《慶祝蔣公五秩壽辰獻機典禮志盛》，《中央周刊》第439期。)
據兼任該會常委的空軍司令員周至柔報告，當時完成捐款並舉行飛機命名方式的，“有皖、閩、警學會、空軍人、晉、綏各一，浙六，滬十，京湘鄂各三，禁煙督察處二，陸海空軍人八，交鐵各二，蘇九，其他捐款尚在收繳待補辦命名者，有川、豫、黔、陝、桂、粵、察、熱、遼、吉、黑、甘、青(青海)、藏、冀、魯、青(青島)等省市”。此外，海外僑胞的捐獻200萬元，購機28架，直至1938年2月才舉行獻機儀式(《華僑祝壽機二十八架定十八日補行命名典禮》，《航空雜誌》第7卷2期“世界航訊”)。其中，僑領陳嘉庚以“南洋購機壽蔣會”名義募得130余萬元，超出原計劃的十幾倍。其他各省也陸續彙解南京，捐款總數接近千萬，捐購飛機數共105架。其中，廣東18架，列各省市、部委(或團體)之首。次爲上海10架，江蘇9架，陸海空軍人8架，浙江6架。南京、湖南、湖北、福建，各3架；交通部、鐵道部、禁煙督察處各2架；警察同學會、各省童子軍、空軍人以及山西、寧夏、安徽、河南、綏遠等省區，各1架。
廣東“祝壽獻機”運動
南京政府發動“祝壽獻機”運動的1936年5月初，廣州尚存在國民黨中央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與南京分庭抗禮。5月12日，作爲“西南”政權精神領袖的國民黨中常會主席胡漢民暴病身亡，這爲蔣介石決心削平“西南”創造了難得的機遇。西南方面的陳濟棠、李宗仁驚慌失措，於6月發動“兩廣事變”，以“抗日”爲口號，要求蔣介石下野。7月，陳濟棠兵敗下野出洋，廣東“還政中央”。8月底，新組建的國民黨廣東省、廣州市黨部，廣東省、廣州市政府，四路軍總部、綏靖公署決定聯合發起爲蔣介石“祝壽”爲主題的捐款獻機活動。9月5日正式成立籌備委員會。9月20日，舉行“廣東各界籌款購機慶祝蔣委員長壽辰委員會”成立大會，通過組織章程及籌款辦法，並票選理、監事機關。9月28日，籌款會舉行首次聯席會議，推選常務理事七人，並聘定秘書及各股人員辦理會務。
整個募捐工作分兩步進行。第一步是在廣州市籌款。捐款分認捐、樂捐和募捐三種。其中樂捐適用於民衆及民衆團體，認捐適用于黨務人員、公務員、機關官佐黨員和學生等。具體辦法是：月薪50元以下者自由認捐。50元以上者按比率認捐：51元以上至100元者月捐4/100；101元以上至200元者月捐5/100；以上每百元遞增1個百分點，直至601元以上至700元者月捐10/100；均以兩個月爲期，有兼職薪費者按總額計算。學生按一次過定額認捐，大專以上學生每人1元、中學生4毫、小學生1毫。一面由市商會組織籌款委員會向各商行勸募，一面由籌款會催促各機關團體學校照章認捐，並通過學生組織多種形式的售章和募捐活動，從社會上募集捐款。最終全市共籌得獻機捐款共80余萬元。
第二步是各縣市局籌款。省政當局覺得少於蘇滬等省市，“未足以表示我粵三千萬同胞愛護國家與擁戴領袖之熱誠”，決定將籌款範圍從省城廣州擴大至各縣市局則分配定額。10月30日，該會第10次籌款委員會議提出擴大籌款的具體方案，規定各縣市局籌款額數。汕頭、新會、中山，各10萬；南、番、東、順、台5大縣，各5萬；其餘一等縣各1萬；二等縣3 000元，三等縣及梅菉、安化、南山3管理局各1000元。
到1936年底，各縣市局陸續報解捐款。1937年上半年爲“結束時期”，主要是制發收據，催繳認解捐款。最終廣東籌得的捐款爲粵幣135萬元，其中廣州市(含省及中央駐粵單位)80多萬元，各縣市局50萬元。
其實難副的捐獻成績單
1937年5月5日，廣東各界在天河機場舉行“獻機”命名典禮。本次共命名18架飛機，分別是：粵1“公務員號”、粵2“省銀行號”、粵3“四路軍號”、粵4“學界號”、粵5“廣州商界號”，由相應機關團體所捐購；粵6“汕頭號”，爲汕頭市所捐；粵7“芝庭號”、粵8“寶材號”，系港商霍芝庭(廣東賭王)、霍寶材(香港廣東銀行董事長)父子所捐；粵9“新會號”，爲新會縣所捐(實際捐款數隻及飛機價款之半數)；粵10至粵18，均爲“民衆號”，爲各地各界“散戶”民衆所捐獻。
另據統計當時購1架飛機需10萬元，上海共捐款100萬，購得飛機10架；但“廣東捐款100萬元，20架飛機”。乍看似乎購機價格標準不一致，其實是有一個小插曲。廣東歷時10月籌得粵幣135萬元，折算法幣90多萬元，南京航空委員會核定購機11架。不過，此前廣州市民防空委員會購有10架飛機，於1936年秋廣東“還政中央”時由南京政府接收。廣州方面認爲這批飛機“皆我市民衆所捐募而得者，自非收回命名，不足以慰民望”。結果南京同意將尚完好的7架計入此次成績，廣東捐購數增爲18架。
此次國民黨當局發動捐獻飛機爲蔣介石祝壽，這在南京政府長期直接控制省份或許沒有問題，但在曾反蔣獨立或半獨立省份則不然。例如，廣東“祝壽捐機”過程中，就有“二三大縣縣長罔識大體自恃其力雄勢足，對於籌款進行置諸不聞不問”。
日軍突襲激起廣東人“航空救國”熱情
“七七事變”後，中日交戰地區主要在華北和華東地區。但自8月起，日軍即開始對廣東進行空襲，人民生命財産安全遭受威脅；市內民衆紛紛返鄉，全省實行防空管制。日軍空襲的現實威脅和我空軍抗敵的勇氣，激起了廣東人民航空救國的熱情，爲新一輪捐款獻機運動作了很好的動員。
1937年11月16日，國民黨廣東當局爲加強空防建設，召集各界團體代表200余人，在亞洲酒店舉行籌款購機聯席會議。該會的宣傳大綱強調：我們到了犧牲最後的關頭，應籌款購機，抵抗倭寇之暴行；在立體戰爭下，籌款購機的必要；中華民族復興，與購機抗敵的關係等等。這既講明瞭大道理，又指出“立體戰爭”下彼此命運相關的聯繫。
聯席會議決定成立“廣東人民購機抗敵籌款委員會”，公推常務委員21人，包括粵籍國民黨要員汪精衛、宋子文、孫科、王寵惠、唐紹儀，以及主政廣東的餘漢謀、吳鐵城、胡繼賢等人，梅光培兼任總幹事，李大超、黃範一兼任副幹事。會址暫設廣州長堤孫逸仙博士紀念醫院，並在香港和廣州灣(今湛江)分設辦事處。據章程規定，募捐總額爲國幣1000萬元，購置最新式之飛機，配備各種器材及零件。募捐期以三個月爲限，但必要時得延長。所捐飛機“呈請中央悉數永駐本省備抗敵防空之用”。
至於具體募捐辦法，該會所訂“募捐簡章”規定，募捐先向本省各縣市民衆及海內外各埠僑胞募集，爲勸募、征募、籌募三種，而以勸募爲主要形式。勸募複分6項：1.委員募捐，每委員最低募集或自己捐款3000元；2.殷富特別捐，由該會或軍政長官專函勸募；3.團體募捐，物件爲各公會及鄉族、會社等團體之“積有公金資産嘗款者”；4.個人募捐，擬分隊募集，廣州市設15個勸募大隊、香港10大隊、澳門4大隊，下設中隊；5.各縣市捐，廣州市由市商會負責，其餘由縣市長負責，党部和商會協助；6.華僑募捐，函請各埠中華會館或公所暨各埠領事、党部等及各該埠僑胞中之聲望素孚者負責。
到1939年7月募捐活動結束，共募得國幣447萬元，其中國內2851811.98元。主要有6項：1.縣市共募得17萬；2.團體募捐15萬元；3.各隊勸募9056元；4.銀行代募3877元；4.禁煙附加捐167萬；5.兩廣鹽務管理局撥助83萬；6.個人捐款4845元。國外募得國幣1618899.84元。募得外幣如下：港幣198342.26(其中國內8970.69元)；美金577178.37元，以及2034英鎊，30000法郎。若將外幣全部折算爲國幣，按1937年11月匯率爲約650萬元，按結束時的1939年7月匯率則高達1004萬元。兩相比較，前者低估外幣購買力；後者拖太久，有的外幣已花費無從升值。似應以中間點1938年9月亦即廣州淪陷之前月爲准，則共計爲國幣829萬元。正如發起者所說的那樣，“與初擬籌募國幣一千萬元之數相差不遠”。
所得款項全部用於防空建設，支出專案爲：1.中央航空委代購飛機15架，定金國幣200萬元；2.購4公分高射炮6門坦克6輛及彈價款，國幣1004800元；3.購4噸半載重汽車8輛，港幣31600元；4.購七九高射炮500挺，美金142800元；5.購4公分高射炮6門之價款尾數，國幣33萬元；6.購4公分高射炮6門之價款尾數，美金93686.96元；7.添購高射炮彈藥費，國幣483077.05元。此外還移交航空建設協會總會款項10餘批次，至少國幣33萬、港幣5萬、美金34萬。
（抗戰中後期，廣東人民在“航空救國”中又有哪些表現？請關注明天本版。）
◎唐富滿，華南師範大學思政中心副教授；歐陽湘，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5-08/05/content_3452867.htm?div=2
抗戰時期廣東捐款獻機運動(下)
作者：唐富滿 歐陽湘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5年08月06日 星期四 編輯：南都 版次：RB13 版名： 歷史
孫中山、宋慶齡在“樂士文號”前合影。
廣東民衆捐款購買的轟炸機。
廣東各界籌款購機慶祝蔣介石壽辰委員會報告。
上期簡介：抗戰期間，爲實現“航空救國”夢，全國興起捐款獻機運動，廣東也不例外，各界紛紛回應政府號召，捐款購買飛機。
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廣東分會的活動
在1936年“還政中央”之前，廣東的民間航空組織自成系統，與南京並沒有隸屬關係。1937年春，曾在上海組織航空運動的李大超奉命來粵籌備組織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廣東省分會。當年8月9日，該分會正式成立于廣州，廣東省主席吳鐵城兼會長，李大超爲總幹事負責日常工作。1938年10月，廣州淪陷，該會曾一度停止活動。後韶關成爲戰時省會，該會漸次恢復工作。最初主要是催繳前述兩次運動中各縣市的積欠款。爲催繳欠款，呈准省政府決定：公務員飛機捐款一概“免收匯費”。
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廣東分會經常性的募款活動，則是以發展會員、收取會費爲形式的徵求會員運動。按照中國航空建設協會總會的規定，“徵求會員爲本會經常重要業務，規定每年舉辦一次”。廣東也依此辦理，尤以1944年度的徵求會員活動較爲壯觀，省主席李漢魂兼總隊長，並聘各區行政專員爲副總隊長、各縣長爲大隊長，額定徵求會員50萬名，自本年11月1日開始至年底結束。
較大規模的專項募捐活動也時有舉辦。1941年秋，中國航空建設協會發起“一元獻機運動”。廣東自當年“八一四”空軍節(在1937年8月14日的“淞滬會戰”中，我國空軍有突出戰績。1940年，國民政府把這一天定爲“空軍節”)起，至次年2月底結束。根據1941年8月29日的《廣東省党團員捐款獻機辦法》規定，“凡屬居留本省各地党團員，最低限度須捐國幣一元，富有者應儘量捐”。
李大超稱這次運動，“各界熱烈回應”，成績頗爲可觀。捐款所購飛機計有“大學生”號、“中學生”號、“小學生”號、“軍黨號”及“軍民號”等。由航空協會廣東省分會彙解重慶總會之獻機捐款20余萬元，其各縣直接解繳者亦在50萬元以上，僅《大光報》粵南版即經募15萬多元。但實際上，捐獻效果不容樂觀。這次捐獻，按人頭最低要求一元。向稱待遇豐厚的省銀行系統所在的省政府區黨部第13區分部，黨員共“554人，每人捐1元，共計國幣554元整”，絕無自認“富有”而多捐者。
抗戰後期廣東的捐款獻機運動
1943年10月10日“國慶節”，將屆67歲的蔣介石再一次就任國民政府主席，當局再一次爲他獻機祝壽。廣東省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獻機1架，捐獻代金30萬元。除各職員捐薪一天外，不足之數由省政府先照數撥足，墊付廣東省“各界向蔣主席獻祝壽籌募委員會”彙解重慶總會。
“一縣一機”運動，中國航空協會在抗戰後期組織的最大規模獻機運動，按照重慶政府的估算，列入戰區的江蘇廣東等12省1040縣的半數即520縣，後方四川等10省的716縣，合計1234縣參加這項運動，加上重慶等大城市。“富庶的縣市不止捐機一架，荒災貧瘠的縣份不易推行，如截長補短，最低希望一縣一機，一千架的捐獻數位，是可能的”。每架飛機價款20萬元，1000架共需兩億元。重慶方面要求各地一律組織“一縣一機運動勸募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勸募競賽，以縣爲競賽單位。
廣東該項運動擬自1943年8月發動，次年7月底結束。按重慶當局的要求，列入戰區的廣東將近100縣，捐獻50架即可，但當局準備獻機100架。對此，兼任勸募總隊長的李漢魂相當樂觀。他說，廣東各縣人口平均30萬，“以三十萬人來捐獻一架飛機，每人所負擔的數目實在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們各縣遭受敵機的荼毒，生命財産的損失，有時絕對不止一架飛機的價值”。在失去了富庶的珠三角地區之後，戰時省會韶關肩負了重任。廣東省政府制定了《韶關一市十機運動推行辦法》，成立勸募總隊和100個勸募大隊，聘請該市各機關團體首長、各界名流、各大商號經理人爲大隊長。省建設廳合作事業管理處首先發動捐獻“廣東合作”號飛機12架，其他如省銀行、鹽務局、郵政、電政也擬捐獻多架。
捐購滑翔機，也是抗戰後期一項比較大的“航空運動”。根據1943年有關方面公佈的《廣東省滑翔機經費募集分配辦法》，全省滑翔機勸募數額暫定60架，每架價3萬元，共需國幣180萬元。其分工辦法爲：各縣市募集60%，公營事業占20%，各縣市殷富募集10%，本會直接辦理募集10%。此外還有以個人分配者，就黨政軍首腦部及其他熱心人士募集之，並組織義賣義演義賽。按照稍後公佈的《中國滑翔總會滑翔機勸募委員會廣東省分會滑翔機勸募辦法》，各縣市中承擔捐機任務較多的縣份爲：高要勸募額24000元，殷商富戶勸募額30000元；恩平分別爲24000元、10000元；封川兩項均5000元；高明、始興，兩項各分別爲8000元、5000元，德慶、曲江兩項各16000元、10000元。
民衆捐機爲救國
有道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反侵略戰爭。捐款捐物就是後方人民參與抗戰的重要形式，而捐款獻機運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陳嘉庚說，購機“壽蔣”的目的是“藉此喚醒同僑，使知國之當愛”。捐獻活動往往能激勵軍健兒的抗戰鬥志，並形成良性互動局面。例如在1939年6月，“緬甸華僑號”戰鬥機在重慶上空與敵空戰，功績卓著，旅緬僑胞聞訊之余至爲振奮，于同年10月10日再獻機10架。“華僑捐機爲救國”，國內捐款民衆的愛國主義情懷同樣是高尚的。
就廣東而言，捐機抗敵運動相對踴躍，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首先，“航空救國”歷史傳統的延續。廣東是中國最早發展航空事業的地區之一。早在清末，馮如就曾在廣州進行飛行試驗。民國初年，孫中山提出“航空救國”主張，主要實踐基地就是廣東。1923年8月，中國製造的第一架軍用飛機“樂士文一號”在廣州大沙頭機場試飛。宋慶齡親自坐上飛機試飛。試飛成功後，孫中山題寫了“航空救國”四字以資鼓勵。廣東的空軍相對發達，後來南京政府空軍的主要人物，大多隸籍廣東或有在粵工作經歷。除發展空軍外，國民政府於1925年還發起了群衆性組織“航空同志會”，在一年之內就曾吸收會員5000余人，籌得大量航空建設資金。軍事委員會航空局航業處宣傳科還編輯出版了《航空月刊》，刊用“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航空事業的論著”。1929年，廣東航空處長張惠長主持制定了全省各縣分攤籌款購機40架的計劃。因此，“航空救國”思想有比較濃厚的群衆基礎，發動募捐的組織網路也相對健全。
其次，國家大局意識和“廣東精神”效應。廣東是孫中山的故鄉，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革命正統”觀念和“模範省”理想一直是廣東實力派的金字招牌，也使得廣東人有以天下爲己任的勇氣。在捐款獻機方面，1937年“廣東各界購機抗敵”宣傳大綱標榜：廣東“在昔已爲經濟文化之樞紐，亦民族革命所策源，當此中原板蕩之秋，益負有復興國家之使命。”日軍“亦以吾粵地位重要，必欲毀我力量”。若我們“律以‘廣東精神’，又豈敵人之暴力所能毀”。
最後，廣東毗鄰港澳、華僑衆多，出入境較爲頻繁，有一定的國際視野和愛情熱情，對現代化立體戰爭的清醒體認，對飛機的性能和空戰的殘酷有較深刻的認識，捐款獻機的熱情也比較高。
捐款獻機運動成效不彰
抗戰時期的捐機抗敵活動一個接著一個，但並沒有取得預期成效。由於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較高，加上廣大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多通過祖居地捐款捐物，且僑匯較多，廣東的募款能力是比較強的。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342次會議決議所作的“第一期全國航空救國運動捐購飛機預計表”中，各省共應募足75架，其中廣東省的任務是5架飛機，與江蘇、浙江等7省同列；在各大城市中，廣州與上海一樣，都是15架，高於北平的12架，南京、漢口、天津和青島的各3架。省、市合計20架，相當於平津冀的總和，僅次於滬甯蘇的23架。對照這個標準，廣東捐款獻機運動的成績單難以令人滿意。
一方面，殷商富戶和達官貴人“按囊不動”。1937年廣東所募救國公債，“類多中下層市民所出，凡軍政商各界之富商鉅賈，仍多按囊不動，故所認購債額，全爲零星小數，而無百十萬元之鉅數”。據記者“臆測”，這些人擁財自樂，不願捐獻鉅款和購買公債，大概有三種心理：一是軍界官場“有貪污鏟地皮之惡名”，有巨財之軍閥官吏若“慨購鉅額救國公債，則無異提供前曾搜括民財之鐵證”；二是他們對於抗戰必勝缺乏信念，“不如將此財物存儲外籍銀行，以爲國亡逃難永作海外寓公之資本”；三是認國戰後個人之地位毫無保障，有淪爲災難民之危險，故“于囊中財富乃特別重視”。這裏說的是購買公債情形，但對於捐款獻機運動也是適合的。1937-1939年廣東各界購機抗敵運動募得國幣447萬元，真正向社會募得的並不多；個人捐款更只有區區4845元，除羅荔圃捐2000元外，都是零碎細數。
另一方面，普通民衆的捐款熱情也不高。例如，在1938年“八一三”獻金運動中，廣東明確規定了高級職員的最低捐獻金額。中山大學最初沒有規定月薪30元以內人員的認獻數目，原爲體恤他們所得微薄之意，“而今形同倖免”，無一願意捐獻，甘於放棄“國民應盡之義務”，引起社會不良反應。中山大學於是另擬薪低者獻納辦法，規定“凡在實支25元以上者獻1元，25元以下者獻五角”。由會計室主任盛禮約呈准校長鄒魯公佈施行。
捐款獻機運動成效不彰，暴露了國民黨的民衆動員機制和執政能力存在的問題。按航空建設協會的規定：“各機關新舊任交接時，應將經辦飛機捐款專案移交”。但實際上，“各機關來函凡未到任以前捐款，多諉諸前任經辦，既無專案移交，亦不負責催解，似此玩忽功令，影響捐款，實非淺鮮。”
捐款被貪污或挪用
早在“一二·八”事變後，“航空救國”就在上海興起了。國內外民衆在捐款後，直接訂購外國飛機的極少，多數是委託南京政府航空委員會代購。而國民黨當局錯誤判斷日本不會迅速發動戰爭，貽誤了中國空軍的發展建設機遇。時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宋美齡認爲：各國製造的飛機更新、淘汰速度快，建議暫緩購買，結果鉅額購機經費存在香港的銀行裏。1937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航空委員會才急忙訂購飛機，經討價還價和簽約發貨等一系列手續，中國海岸線已被日本封鎖，擬購飛機已無法運回，以致中國空軍戰機配備嚴重不足。結果，中日空軍力量對比過分懸殊，儘管空軍將士作戰勇猛，但經消耗戰後飛機嚴重減員，中國迅速喪失制空權。
更重要的是，這些款項還常常流入貪官污吏和奸商之手。把持捐務的商人大發橫財，相關官員也可分肥。廣州淪陷後，廣東軍政要員甚至“有大發國難財，剝削僑匯，暗中用物質資敵等辦法，以圖巨利者”。僅就獻機捐款而論，中央的航空建設協會和航空委員會在經收獻機捐款後也未必真正用於購機。據知情人披露，當時曾把航空隊或航空學校裏的舊飛機重新噴漆，再寫上幾個“××號”字樣來充數，然後飛到命名典禮上表演一回。這樣，寄託了民衆“航空救國”夢想的獻機款可能進了貪官污吏的腰包。
應該說，到抗戰爆發前夕，民衆獻機捐款加上航空債券收入、航空獎券的“贏餘”等項，中國積蓄了鉅額航空建設款。有學者估算，僅30期航空獎券的“贏餘”當不少於1億元，按1936年每架10萬元的物價水平，可購飛機1000架。從當時中國空軍的實際裝備來看，這筆鉅款不是被貪污就是被挪用了。
◎唐富滿，華南師範大學思政中心副教授；歐陽湘，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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