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8 由 溫哥華的魚 發表於歷史
中國早期飛行家秦國鏞
誰是首位駕機飛翔在祖國上空的中國人？2012年，《中國民用航空志·華東地區卷》主編王世敏先生在編寫史志的過程中，發現這個問題在史著中存在爭議。
翻閱當前的著述，主流觀點認為：這個人是秦國鏞，他駕駛的機型為法國高德隆型飛機，地點為南苑機場，時間有1911年4月6日和1913年兩種說法。另一種觀點認為：這個人應該是厲汝燕，1912年4月13日，他駕駛鴿式飛機在上海江灣進行飛行表演，首開先河。
王先生請筆者幫忙，查找相關史料，爭取把這件事說明白。
直接證據哪去了
從時間上看，秦國鏞首飛中國上空一說，最早發生在1911年4月。如果能查找到史實資料證明，這個爭議就自然解決了。
國內支持1911年4月秦國鏞首飛之說，最早的成文出自1973年臺灣出版的《中國航空掌故》，作者是李天民。在該書“中國第一位飛行員”一節，提到秦國鏞飛行之前北京《順天時報》曾連續幾天以《試演重體航空器》為題，對首飛進行了宣傳，活動當天《順天時報》特別發了“號外”新聞，第二天《順天時報》等報紙繼續報導這一盛況。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出版的歷史著作中，有沿襲這個說法的。
為此，筆者翻閱了1911年4月前後的《順天時報》，出人意料的是，其中竟沒有一則關於秦國鏞飛行的消息。同時期的其他媒體，也未見相關報導。當時儘管處於清朝末年，飛機卻已受到國內媒體廣泛關注。秦國鏞如真的在南苑駕機飛行，見諸報端很正常。這麼有新聞價值的事情，卻沒有任何一條報導提及，不禁讓人心中生疑。
另外，網路有文章，稱秦國鏞過世後葬在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其墳塚上豎有“中國航空第一人”的碑記。秦國鏞的確葬于北京市萬安公墓，其位置為火字區燧組8穴，其墓碑新立於2016年5月1日。據墓園管理人員講，秦國鏞原墓碑可能毀于文革期間，沒有留下任何資料。因此，所謂“中國航空第一人”的碑記，目前找不到原始證據。
飛機是關鍵要素
飛行，除了飛行員本身，飛機是不可或缺的，而這需要錢的支撐。
1911 年4月，如果秦國鏞首飛南苑，他駕駛的飛機從何而來？《中國航空掌故》一書提出：秦國鏞學成回國，隨身攜帶的飛機為高德隆“蝙蝠翼折疊式單座教練機”，並稱其“帶一架隨身‘法寶’來，也是輕而易舉的必然之事，否則徒手歸來，豈不將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嗎？”事實果真如此嗎？
1913 年南苑航空學校成立後，用30萬元購買了法國高德隆飛機公司的雙翼教練機12架，平均下來，每架飛機要2.5萬元。根據1916年頒佈的《航空學校條例》，南苑吭校校長的年俸為4800元（當時一般城市工人的年收入在240～360元之間）。據此推算，即便1913年秦國鏞成為南苑航校首任校長後，憑藉其收入，5年不吃不喝，才勉強買得起一架高德隆飛機。1911年，他剛剛在國外完成學業，“輕而易舉”拿出這筆天文數字般的鉅款，買架飛機回國，無疑有悖常理。此外，飛機運回國組裝、機械故障處理，還需要聘請機械師，也需要一定的資金支援。《中國航空掌故》所給理由，因此是似是而非的。當然，缺乏有關這架飛機的其他可供參照的史料，才是問題的關鍵。
秦國鏞是何時學成歸國的？有觀點明確提出他在1911年春或之前回來，也有觀點認為秦國鏞是在民國元年（1912年）才回國的。以上觀點，由於缺乏直接的證據，暫時不能判定孰是孰非。但他若是1912年才回國，1911年就更不可能在南苑飛行了。
中國早期飛行家厲汝燕（即厲翼之）。這是他在英國布里斯托爾公司航空學校獲得的飛行執照，編號148。該校位於薩利斯伯瑞平原。（圖片鳴謝：PATTI GULLY）
飛行家囊國鋪後來擔任南苑航校的校長。南苑航校成立於1913年，是中國乃至東亞第一所航空學校。圈中飛機即是中國史料中的“離德隆”。（圖片鳴謝：PATTI GULLY）
溯源秦國鏞首飛說
秦國鏞於1911年4月6日在南苑駕機飛行的說法，最早是如何產生的呢？其實就是1973年臺灣出版的《中國航空掌故》。但這些內容，據該書作者李天民描述，是在抗戰勝利後，“在故都老人松竹岑——滿名松森紮爾——先生家聽到的”。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李天民並沒有對該事件的真實性進行考證。
在大陸地區，秦國鏞曾於1911年進行飛行的說法，首次出現於1984年的《中國近代民航史徵求意見稿》：“1911年春，留法飛行員秦國鏞自帶‘高德隆’（GAUDRON）教練機在北京南苑飛行，定名‘首次放演飛行機’，為中國國內第一次飛行”。
該書中對秦國鏞飛行的描述與《中國航空掌故》多有類似，應受到後者的影響。可惜的是，前者沒有提出其他直接、可信的證據。然而，秦國鏞是首個在國內飛行的中國人的說法卻逐漸傳播開來。
關於秦國鏞曾於1911年4月6日在南苑飛行一事，目前唯一的依據就是松竹岑在20世紀40年代時的回憶。李天民聽到這個故事30年後，才將其訴諸文字，其可靠性存疑。
成為第一個在國內飛行的飛行家，于個人而言意義非凡。作為當事人，秦國鏞卻從未提過此次飛行。1913年，南苑航校成立後，秦國鏞和厲汝燕在此共事至1918年，此後兩人也有交集。有意思的是，厲汝燕也沒有提及過泰國鏞曾在1911年飛行，卻稱自己在1912年4月的飛行為國內國人首次駕機升空。
秦國鏞早年的留學、歸國經歷鮮有資料披露。相較而言，厲汝燕的相關資料則要豐富得多。只是由於當前主流觀點都認為秦國鏞最先在國內駕機飛行，因此對於厲汝燕學習飛行、特別是首次駕機飛行的經歷研究較少。筆者希望利用手頭的資料，儘量貼近歷史原貌。
厲汝燕歸國
厲汝燕，浙江定海人。清朝末年，在英國自費留學的厲汝燕注意到剛剛興起的航空事業，建議清政府派人研究航空製造、飛行駕駛。恰在此時，清政府駐英國的留學生監督錢文選也注意到：飛機必有“燦然大備之一日”，但目前技術尚不成熟，“時時發生危險情形，中國人無論已，即西人中亦非富有冒險性質者，不敢嘗試。”不想此時卻遇到“自告奮勇、願習航空駕駛學”的厲汝燕。兩人志趣相投，錢文選便向陸軍部推薦厲汝燕轉為官費生，入布里斯托爾飛行學校（Bristol Flying School）學習飛行。當時，英國是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中國在此的留學生最多，有120多人，但學習飛行的僅有厲汝燕一人。學成後，厲汝燕考取了英國皇家航空俱樂部（RovalAero Club of Great Britain）第148號飛行證書，成為了一名“膽欲其大而心欲其細”的飛行員。辛亥革命前夕，滬軍都督陳英士委託厲汝燕代購飛機2架，用於北伐。厲汝燕遍訪歐洲各國，選定了2架奧匈帝國生產的鴿式單翼機（Etrich），共計花費2400英鎊。然而，當他返回國內時，革命已經完成。舉辦飛行表演，喚起國人對航空的重視，成為厲汝燕的新任務。
中國人江灣升空
厲汝燕將要舉行飛行表演的消息得到了媒體的持續關注。1912年2月24日，《申報》稱：厲汝燕飛行的日期，選在“舊曆正月十五日”，即1912年3月3日;地點為“江灣萬國體育會場”。2月29日，《時報》稱：厲汝燕購買的2架飛機，1架隨身帶回，另1架在海運的過程中有所延誤，因此飛行的時間推遲至3月5日。3月1日，《時報》又稱：因飛機組裝問題，飛行時間又延後至3月10日。時間一再推遲，最終根據5月1日《東方雜誌》的記載，飛行表演於4月13、14日進行。
在厲汝燕之前，曾在上海飛行過的，只有法國飛行家環龍。環龍的飛行是一曲壯烈的悲歌。1911年5月6日，環龍駕駛桑麻式飛機因轉彎不慎墜毀，環龍被壓在飛機下，當場殞命。一年後，同樣在江灣跑馬場，厲汝燕這位中國飛行員會展示怎樣的飛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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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臺灣1973年出版的《中國航空掌故》。秦國鏞首飛中國的說法，目前看最早就是出自這本書。
在英國學習飛行期間，厲汝燕（右2）與英方人員在“箱形風箏”飛機前合影。他就是用這種飛機學習了飛行。
厲汝燕的這次飛行，在上海引起了轟動。《北華捷報》認為一個主要原因是：厲汝燕不僅是第一個獲得英國皇家航空俱樂部飛行證書的中國人，而且在他非常年輕時就做到了——他只有21或22歲。
國內則認為厲汝燕的飛行在中國航空史上有里程碑的意義。1924年出版的《中國年鑒第一回》，認為此事“是為我國人在國內駕駛飛機之嚆矢”（注：嚆，音hāo，意思是“呼叫”。嚆矢，指響箭，寓意“先聲”）。在《世界航空之進化》一文中，厲汝燕自稱此事的意義在於“以示我國注意航空發始之日期耳”。
思考
歷史研究，孤證不立。秦國鏞、厲汝燕，都是中國早期的大飛行家。從史料上看，支持秦國鏞是國內飛行第一人的證據鏈條尚不完整、充分。我們期待有關研究者能提供進一步的歷史材料。而支援厲汝燕的證據，則在清末民初多方歷史資料中可以尋到。
其實無論誰是國內飛行第一人，都無損于他們作為中國近代航空事業第一批開拓者的基本事實。
歷史懸案，多些嚴謹，多些思考，總歸沒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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