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庸與馮庸大學星旗號飛機。(版主註: Comper CLA 7 Swift)
馮庸大學並非空軍院校，但是它卻是中國唯一一所擁有私人飛機的大學。校長馮庸擁有令人歎服的駕駛技術，這裏走出去的學生有數十位先後投考到空軍院校，如此種種不禁讓人生疑，馮庸大學與空軍有著怎樣的聯繫？
讓人豎起大拇指的飛行員校長
1920年“直皖戰爭”結束前，中國除了廣東省以外其餘各省均無空軍。在直皖戰爭之後，張作霖與曹錕、吳佩孚等人一同瓜分了段祺瑞的家產，這其中不但包括四架運輸機和四架教練機，更是接收了隨機的所有航空人員。
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多年軍閥混戰逐漸認識到空軍重要性的張作霖，爲了逐鹿中原開始籌建自己的空軍部隊。1921年初，張作霖成立了航空處，負責籌建機場和籌辦各項航空事宜。1921年夏，兩座機庫、辦公室及宿舍修造完工，瀋陽東塔機場投入使用。與此同時，從法國購進20架飛機。張學良等東赴日本考察航空，觀看類比空戰，深爲日本陸、空軍“裝備優良，訓練有方，技術先進”所震動。張學良歸來後，四處宣傳空軍威力，並得其父帥贊同，竭力擴充航空處，發展航空業，著手從陸軍中挑選飛行學員。1923年，張學良受命親自任航空總辦，於是一手創辦航空學校，一手擴展航空力量。作爲張學良的好兄弟，馮庸自然不會讓張學良一人籌建東北空軍，他也在航空處任職參贊。正是在這一時期，馮庸學會了駕駛飛機。
1925年，馮庸被任命爲東北空軍少將司令官，並前往歐洲學習。在此期間，馮庸也和張作霖一樣，認識到了空軍對於未來戰爭的重要性，而這樣的想法也影響到了他創建大學之後的所作所爲。1927年，馮庸創建了馮庸大學，爲了培養馮大學生對於飛機的興趣，馮庸在大學內修建了一座小型飛機場，並且先後購入了三架飛機。
在擔任馮庸大學校長期間的一天，馮庸突然讓學校學生撤去體育場跑道上的運動設施，同時將他的一架小型飛機推上跑道的一端。學生不知何故，只能照做。只見馮庸在體育場的跑道上啓動了飛機的引擎，同時讓學生們拉住飛機尾巴，減緩飛機的速度。等到飛機發動機的轉數足夠高時，馮庸指揮學生鬆手，飛機也如離弦的箭一般直射出去，在飛行了約50米之後，飛機便開始離地飛行。最終，這架飛機擦著體育場周圍房屋的屋頂飛上了藍天。
事後人們才知道，馮庸如此不顧生命安全而執意起飛，是因爲其父馮德麟患病在家，而回家的火車卻因爲水災而停開，馮庸不得不出此險招回鄉探父。得知真相後，人們一方面感慨馮庸的孝心，另一方面也對馮庸的飛機駕駛技術豎起了大拇指。
躲避監控，張學良在馮庸大學駕機而走
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剛剛在皇姑屯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張作霖命喪皇姑屯，張學良接替父親開始主政東北。日本人顯然不會因爲謀殺了張作霖而對張學良心生愧疚，在其父屍骨未寒之時便已開始動員張學良在東北稱帝。身背國恥家仇的張學良當然不會答應日本關東軍的這一要求，也使得張學良與日本人的關係陷入一個尷尬的境地。
日本人雖然沒有將張學良看成一個能興風作浪的大人物，但是由於其少帥的特殊身份，自然也要多加“照顧”，監視盯梢這樣的事情自然是免不了的。而爲了避免與日本人發生衝突，張學良自然也就在這之後儘量減少外出和出席公共場合。
1928年10月，由張學良和馮庸聯合舉辦，馮庸大學具體承辦的東三省第一屆聯合運動會舉行，張學良和馮庸分別擔任會長與副會長。作爲會長的張學良，出席運動會的開幕式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因爲此時皇姑屯事件剛剛過去不久，張學良能否出席運動會成爲一個大大的疑問。
10月6日，東三省運動會開幕，作爲比賽場地的馮庸大學佈置一新，前來參觀的人群絡繹不絕，一派歡騰的景象，很多仰慕張學良的青年人聽說他今天要親自到會致辭，一大早便集結在馮庸大學門前，等待著少帥的到來。然而，人群左等右盼卻未能在車馬人流之中尋覓到張學良的蹤影。眼看就要正式開會，人們以爲張學良不會到會的時候，卻猛然發現張學良從容不迫地從會場的一側走出來，緩步登上主席臺準備致辭。一時間，興奮的人們紛紛開始猜測張學良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到會場的？
張學良從“帥府”到馮庸大學，日本租借地是其必經之路，由於處在敏感時期，張學良出於安全和避免與日本人發生摩擦的考慮，化裝成一名司機親自駕車前往運動會會場。這樣的舉動不但避免了日本人的監視，更是“忽悠”了那些仰慕他的年輕人。
然而，致辭完畢之後的張學良如何回到“帥府”則又成了一個大問題，再化裝成司機顯然已經無法達到效果了，怎麽辦？就當人們紛紛揣測的時候，張學良給出了答案。在他觀看比賽不久準備返回時，並沒有回到自己駕駛的汽車上，而是轉身走向了馮庸大學的飛機場。在那裏，他登上了馮庸的私人飛機“遼鶴號”，親自駕駛飛機從跑道上起飛，飛越過了日本租界地，平安地降落在東北航空處（今東塔民航機場），換乘汽車回到“帥府”。張學良如此低調而來又高調而去的舉動，在當時成爲人們津津樂道的焦點話題。
購買飛機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馮大建校後，馮庸先後出資購買了三架飛機。現存可查詢到的資料記載了其中的兩架。
其一爲“赤馬”號。正如名字所言，這架飛機通體被馮庸刷上了紅色的油漆，十分惹人注目。不過，馮庸此舉並不完全是爲了引起人們的注意，更是表達了他內心的希望。當時在德國，也有一架十分厲害的飛機被刷成了紅色，成爲其身份的象徵。馮庸將學校的飛機刷成這樣的顔色，內心也是希望這架飛機能夠最終成爲空中的霸主。
另一架飛機爲“遼鶴”號，是由英國康珀爾公司於1930年出品的一種運動飛機，中文名字叫“燕子”(版主註: Comper CLA 7 Swift)。如名所示，這種飛機在當時擁有著不俗的性能，被譽爲最小的運動飛機。這種飛機當時僅僅生産了41架，這其中有25架出口到了英國以外的地方，而其中的一架便成爲馮庸大學的“遼鶴”號飛機。
馮庸大學擁有十分完善的教學和理化試驗設施，還把當時大冶鐵工廠開闢爲實習工廠。此外還在校內設置了原動力廠、材料強弱試驗廠、機械試驗廠。說到這裏，人們自然也就知道了馮庸購買飛機的用意，他是爲了讓馮大工科學生能夠在平日的學習實踐中，充分掌握世界前沿的飛機製造與維護技術。
同時，馮庸通過分析時局也認識到，中國與日本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必須在戰爭未正式打響之前，爲國家培養人才。空軍駕駛員無疑是當時的稀缺資源，馮庸購入飛機也是希望能夠以此來培養學生們的興趣，在戰爭爆發之後投身空軍，爲國效力。
馮庸的想法最終得以實現，“九·一八事變”之後，馮庸大學被日本軍隊所佔領，這其中就包括了其飛機場與三架飛機，馮庸大學的學生先後有數十位投考到空軍院校，在日後的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爲表敬意抗日英雄改名趙庸
馮庸大學的學生有數十人先後報考了杭州筧橋的航空學校，他們不但平日受惠于馮庸大學的准軍事化訓練而有著良好的身體素質，同時也在平日的學習過程中掌握了先進的飛機維護等理論知識，因此馮庸大學學生在當時成爲一種“稀缺資源”。然而，在那樣一個空軍發展相對落後的時代，加入到空軍往往意味著半隻腳踏進了“鬼門關”，很多馮大學生也因此喪命於抗日戰場。
在犧牲的馮大學生當中，有一個名叫李潔塵的人，他生於1914年6月26日，早年在瀋陽馮庸大學讀書，學習很刻苦，會幾國外語。“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李潔塵目睹故鄉淪陷，國難當頭，憤然投筆從戎，參加抗日義勇軍。1932年初，淞滬抗戰爆發，李潔塵同馮庸大學義勇軍到達上海後，配合第十九路軍警戒瀏河前線，阻擊日軍在瀏河附近登陸。1933年初當日本軍隊對熱河發動進攻時，隨馮庸大學義勇軍奔赴承德等地，堅持奮戰在對敵鬥爭的第一線，與日寇不斷搏鬥。後考入第六期中央航空學校，畢業後任空軍第九大隊第二十七隊準尉本級見習官。1937年“七·七事變”後，李潔塵被編入第九飛行大隊編入了南苑支隊，支援華北戰場作戰。1937年8月15日，敵機20架襲擊浙江曹娥，李潔塵所在的九大隊飛機起飛迎戰，擊落日本轟炸機四架。8月16日，他奉命由蚌埠飛往河南許昌，在作戰中殉職。
除了李潔塵之外，還有一個叫做趙庸的馮大學生。1931年2月17日，趙庸考入杭州中央航校，畢業後被編入國民政府軍空軍第8大隊第30隊任轟炸員。他駕駛技術高超，又善於駕駛大型或新式飛機，在當時空軍中有較高聲譽。
1937年“七·七事變”後，趙庸滿懷愛國激情投入抗日戰爭。他駕駛美國生産的霍克Ⅲ型戰鬥轟炸機，參加了名震一時的“8·14空戰”。之後，他又多次參加對日本運輸艦隊及上海一帶侵華日軍的空襲行動。後來南京告急，航空委員會西遷，趙庸所在中隊調江西。1937年冬，趙庸駕駛馬丁139WC型轟炸機奉命飛往日本長崎、福岡、佐賀、久留米等地散發反戰傳單，勝利完成了遠征日本的任務而轟動國內外。一次在執行任務返航至南昌機場附近時，機內油料耗盡，他竭力保留這架轟炸機，決定不跳傘，採取滑翔方法著陸。著陸時由於大霧彌漫，可見度極差，飛機觸山墜毀，趙庸犧牲，時年30歲。時至今日，趙庸的名字依然鐫刻在1985年南京修復的空軍抗日烈士紀念碑上。
很少有人知道，趙庸本名並不是趙庸，而是叫做趙祥光，其改名爲趙庸，完全是因爲他在馮庸大學讀書期間，被校長馮庸的爲人所折服。
版主駐: 馬丁139WC型轟炸機奉命飛往日本 的“長機”由徐煥升爲正駕駛，蘇光華爲副駕駛，劉榮光爲領航員，吳積沖爲通訊員，飛機編號1403；“僚機”由佟彥博爲正駕駛，蔣紹禹爲副駕駛，雷天春爲領航員，陳光斗爲通訊員，飛機編號1404。並沒有趙庸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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