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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所給予中國的幫助（第一部分）：政治、道義、外交和人員上的支援。http://bbs.tiexue.net/post_3362591_1.html（點擊進入）蘇聯所給予中國的幫助（第二部分）：貸款和物資援助。http://bbs.tiexue.net/post_3362628_1.html（點擊進入）蘇聯所給予中國的幫助（第三部分）：派遣志願飛行員援華作戰。http://bbs.tiexue.net/post_3362642_1.html（點擊進入）蘇聯所給予中國的幫助（第四部分）：出兵中國東北地區。http://bbs.tiexue.net/post_3362728_1.html（點擊進入）
蘇聯所給予中國的幫助（第一部分）：政治、道義、外交和人員上的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北京航空聯誼會、俄羅斯駐華大使館、中俄友好協會提供資料）
1917年，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一經建立，就迅即從根本上改變了沙俄對中國的政策，從而使中蘇關迎來了一個可能實現根本改善的重大轉機。1924年，中國國民黨政府與蘇聯建交。但是不久，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入侵中國東北地區，中日關係成爲中國對外關係的主軸。而蘇聯同日本的矛盾也因日本對蘇聯遠東地區的邊境安全的威脅增大而日益尖銳起來。這種形勢促使兩國於1932年12月12日恢復了1929年7月中斷的邦交關係，而且還進一步走上了聯合對日的道路，建立了聯盟關係，並將這種關係大體上保持到抗戰取得最後的勝利。
在抗戰初期和中期，蘇聯在政治、道義、精神和外交上給中國抗戰以支援，鼓舞了中國抗日軍民的士氣，堅定了中華民族必勝的信念；給予中國貸款和軍事物資援助，改善了中國抗戰中武器裝備落後和匱乏的狀況，提高了中國軍隊的抗戰能力；派遣軍事顧問和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援華，提高了中國軍隊指揮員的指揮和協調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正面戰場各類參謀和專業技術人員的不足；派遣空軍志願人員來華與中國空軍並肩作戰，更是積極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而蘇聯在抗戰末期出兵中國東北，又加速了日本的敗降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進程。此外，蘇聯強大兵力在遠東的存在，客觀上起到了有力牽制日軍、支援中國抗戰的作用。中國國民政府對蘇聯這種作用是承認的。1939年9月22日，蔣介石曾致電史達林，表示希望蘇聯能繼續在遠東保持強大的兵力。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曾對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談到強大蘇軍在蘇聯遠東邊境長期存在對中國抗戰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和作用。他說，蘇聯至少牽制了30萬可以投放到中國戰場的日軍。
1931年9月，最先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日本，爲了轉嫁空前的經濟危機，緩和國內矛盾，擺脫困境，在中國的東北地區精心策劃和製造了“九一八事變”，發動了侵華戰爭。日本法西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妄圖“速戰速決”，在三個月內滅亡全中國，變中國爲它的獨佔殖民地，繼而以中國爲基地，再“北進”侵略蘇聯，“南進”侵佔南洋群島，最終稱霸亞洲，稱雄世界。日本發動的這次侵華戰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次發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動，立即引起了國際上的密切關注。各國人民競相譴責日本的侵略戰爭，堅決支援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正義鬥爭。但是各國政府基於各自的利益，則對此作出了不同的反應。
與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對日本侵華所採取的綏靖主義的態度和政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基於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慮，自“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在道義上始終是同情和支援中國的。9月23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致電中國政府說：“日軍在東三省行爲之擴大，實出蘇聯意料之外，蘇聯對於中國深表同情。”9月24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發表聲明，表示“蘇聯在道義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國，並願作一切必要的幫助”。9月25日的《真理報》文章寫道：“蘇聯的勞動者極其認真地關注中國的鬥爭，他們的同情心在中國人民一邊。”11月5日，《真理報》又進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滿洲者，無非欲在太平洋上爭得霸權”。在此期間，蘇聯人民還多次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當日軍侵佔遼吉兩省許多重要城鎮，繼續沿中東鐵路北上擴大侵略時，蘇聯政府於9月23日向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提出強烈抗議，表示：“日本侵犯中東鐵路權利時，蘇聯在正當範圍內不得不取防衛手段。”蘇聯的警告，迫使日軍暫時停止了沿中東鐵路北侵的計劃。東北部分抗日義勇軍人員於1932年冬被迫退入蘇聯境內後，受到了蘇聯政府的熱情接待。後來，蘇聯政府又嚴詞拒絕了日本方面“引渡”義勇軍將領的無理要求。兩國於1932年12月12日恢復了外交關係。這些舉動，無疑是對中國抗戰的支援和鼓舞。特別是中蘇複交，不僅具有雙邊意義，而且具有國際意義，它標誌著中蘇關係進入了正常化的新階段，爲以後兩國合作應對日本侵略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尤其是，中蘇複交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一年多的時候實現的，這無疑是對日本政府的一個沈重打擊，向日本發出了中蘇兩國有可能聯合對付其野蠻擴張以捍衛遠東和平的警告。中國外交部長羅文幹在中蘇複交消息公佈後立即發表的宣言中意味深長地指出：“中國與任何各國尤其比鄰之國，均願維持友好和平之關係，中俄邊境相連爲世界最長之一，現在彼此正式恢復使領關係，自爲深滿意之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也即時發表宣言:“毫無疑問，此時遠東困難之發生，與沿太平洋各國之未有邦交，關係匪淺。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及其保衛獨立主權與爭取國際平等地位之努力，極端同情。”中蘇複交得到了對此期盼已久的中國人民的一致歡迎，讚譽之聲響遍全國。相反，日本政府受到中蘇複交的打擊後異常惱怒，痛感中蘇複交有礙於日本實現既定的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所以，在中蘇複交消息正式宣佈之後，日本乘機掀起了一場新的反蘇運動，煽動各國的仇蘇情緒。這也從反面證明瞭中蘇複交對抵制日本侵略，具有積極的、重要的、特殊的意義。
1931年9月18日，日軍對中國軍隊發動突然襲擊並佔領了瀋陽，史稱“九一八事變”。
日機在上海上空狂轟濫炸。
但是，另一方面，蘇聯爲了自身的安全，竭力避免同帝國主義國家發生激烈的正面衝突，因而在具體的外交政策上採取了中立主義的立場。這是當時複雜的國內外因素決定的。由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和直接處在日本侵略威脅之下的特殊環境，其中立政策具有不同于一般“中立”政策的特點，和一些西方大國對中日衝突所持的名爲“中立”實爲綏靖的政策是不同的，包含了援華制日的積極內容。在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業已簽訂、德日意法西斯“軸心”正在形成之際，在一些西方大國實行綏靖政策、世界力量對比有利於法西斯國家的形勢下，日本法西斯爲消除實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政策的背後威脅，並取得“北進”、“南進”的戰爭基地，以最終實現其稱霸亞洲和稱雄世界的圖謀，於1937年7月7日又製造了“盧溝橋事變”(也稱“七七事變“)，把局部侵華戰爭升級爲全面侵華戰爭。面對日本法西斯的野蠻侵略，中國政府和人民在中囯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克服困難，奮勇抗戰，開闢了世界上第一個大規模的反法西斯戰場，把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1937年7月7日夜間，中國軍隊在盧溝橋奮起抗擊日軍的進攻，揭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序幕。
鑒於歐美列強對中國的援華抗日要求繼續持十分冷淡的立場和態度，又迫於急劇惡化的遠東形勢，國民政府加快了與蘇聯締約談判的步伐。1937年8月21日，由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南京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條約是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問世的惟一能夠加強中國抗戰地位的國際法律文件，是中蘇關係發展道路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從形式上看，它僅限於兩締約國之間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保證兩國互不侵犯和不支援侵略，但從其內容和日後所起的實際作用來看，對進一步消除兩國以往由於種種複雜因素導致的不友好關係的影響，對確立兩國戰時的互助合作關係，從而爲實現兩國關係的重大改善奠定了新的基礎。
正值中華民族最困難的關鍵時刻，蘇聯積極致力於改善蘇中關係，並與中國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不僅從政治上、道義上和精神上給予中國的抗日戰爭以巨大的支援，也爲以後中國從蘇聯方面取得軍事物資援助直接創造了條件。中國國內各階層普遍認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免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後顧之憂。毫無疑義，蘇聯和中國締約的行動和條約的問世，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志，有利於中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也是對日本稱霸遠東政策的沈重打擊，是對日本侵略者的又一次嚴重警告。法國《巴黎時報》稱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實爲“插入日本蠻牛頸中的第一支火箭”。該條約之所以能起到這樣的作用，是因爲它阻止了日本在國際上孤立中國的企圖，又使日本極力引誘中國加入“防共協定”、協助日本侵蘇的陰謀遭到可恥的破産。中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傳出後，日本政府大爲震驚，惶恐不安。日本外相廣田不禁哀歎：蘇聯和中國“竟選擇在這樣特殊的時刻和形勢下”締結這樣的條約，對日本來說“實屬不幸”。日本不少人還把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視爲日本在其軍隊同中國作戰時的外交失敗。此後，隨著蘇聯大力採取援華抗日實際行動，日本更加感到這個條約對自己所具有的嚴重影響。
當時的中國報紙報道了中蘇兩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以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條約內容與意義發表的談話。
自《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蘇聯更加堅定了同情和支援中國主張制裁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正義立場。1937年8月25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波波金受蘇聯政府之托，明確向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保證，蘇聯代表將不負中國期望，在國際聯盟研究中日衝突問題時支援中國。9月13日，18屆國聯大會在日內瓦召開。16日，大會決議將中國申訴案移交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討論處理。諮詢委員會向中日兩國發出邀請後，早在1934年就退出國聯的日本拒絕參加，中國決定派本國駐國聯代表顧維鈞率團出席。23日，中國代表團把必須譴責日本空軍轟炸中國和平城市居民的問題提交給諮詢委員會討論，要求委員會確認日本的行動屬於侵略性質。西方大國千方百計地想通過一個譴責轟炸和平城市而又不指明具體犯罪者的模糊不清的決議。而蘇聯代表、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態度鮮明、立場堅定地支援中國控訴日本侵略者，促使國聯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通過了譴責日本空軍轟炸中國不設防城市和殘殺平民罪行的決議案，並於28日經國聯大會通過。
1937年11月3日，根據國聯決議，討論中日衝突的專題國際會議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參加者主要是中、美、英、法、意、比、葡、荷等《九國公約》簽字國及其他有關國家，共19國，蘇聯作爲特邀國也出席了會議。蘇聯雖然不是《九國公約》簽字國，但它對這次關乎遠東地區安全問題的國際會議極爲重視。這是蘇聯首次參加涉及遠東問題的國際會議。其間，蘇聯代表團團長李維諾夫表達了堅決支援中國的立場，並呼籲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對日實行制裁。他明確表示，蘇聯願參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行動，並已做好準備。即使在國聯的外面，蘇聯政府領導人也經常利用各種機會，公開表明支援中國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正義立場，並嚴厲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1939年3月10日，史達林在聯共(布)第18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譴責了西方大國放棄集體抵抗侵略者的政策，採取所謂“不干涉”和“中立”立場，起到了縱容日本法西斯侵佔中國大片領土的惡劣作用。同年5月31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發表了蘇聯實行反侵略外交政策的演說，再次公開闡明瞭蘇聯援助中國的立場。1939年十月革命22周年紀念大會上，莫洛托夫代表蘇聯又譴責了日本對中國的野蠻侵略行爲，再次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支援。
蘇聯還站在正義的立場上，給予中國國內的抗日鬥爭以莫大的同情和巨大的聲援。蘇聯政府通過塔斯社等新聞機構和各種報刊，在國內外積極地進行一切有利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宣傳和報道。一方面，蘇聯充分揭露日本法西斯兇殘的侵略行徑和日本法西斯難以克服的固有弱點，另一方面，蘇聯媒體不斷報道中國廣大抗日軍民浴血奮戰的事迹，使全世界人民相信中國人民堅強的抗戰意志，幫助中國爭取更廣泛的國際和平力量的同情和支援。1937年7月11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盧溝橋事變》一文，明確指出:“盧溝橋事變”由日本挑起，中國軍隊乃迫於自衛進行還擊，中國軍隊的抵抗表達了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意志。1938年在莫斯科舉辦的援華抗戰展覽會，向觀衆介紹中國抗日戰爭，並提出了開展援華運動的倡議。在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的宣傳和鼓動下，偉大的蘇聯人民無比關注中國的抗日戰爭。許多工人、農民、學生、教師和工程技術人員寫了大量充滿激情、動人心弦的慰問信，寄給在中國抗日戰爭前線浴血殺敵的英勇將士。許多人在信中說：“我們的心永遠與你們在一起，因爲你們的鬥爭，不僅是中國人民的事業，而且也是整個進步人類的事業。”
崔可夫：1926年作爲實習生首次來華，初識中國；1927年奉命再次來到中國，擔任中國軍事顧問；1941年初至1942年2月任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中國軍隊軍事總顧問，更與中國軍隊和人民結下了深厚友誼。
孫維韜(時任中國軍事代表團譯員)：1957年，作爲中國軍事代表團副團長的葉劍英元帥到基輔軍區訪問，軍區司令員崔可夫元帥親自到舷梯旁迎接。兩位老友相見，長時間熱烈擁抱。早在崔可夫任駐華武官時，兩人就已結下了深厚友誼。當時葉劍英任第18集團軍駐重慶的代表。訪問基輔期間，兩人形影不離，經常徹夜長談。臨別之時，葉帥向崔可夫元帥贈詩一首：別夢依稀十五年，撥雲破霧見青天。德涅河畔會故友，談古論今話當年。蘇聯在援華過程中還始終利用一切機會積極鼓勵中國堅持抗戰到底。例如，1938年5月，李維諾夫在與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就遠東形勢進行長談時，就一面對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取得的勝利表示衷心祝賀，一面指出，中國當時正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重要的是中國必須堅決頂住，決不能向日本暴露出絲毫求和的迹象。
1943年，延安中央醫院院長傅連暲和蘇聯外科醫生安德烈·阿洛夫在延安合影。
1945年7月，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機場迎接中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和外交部長王世傑來訪。
德拉特文：1937年底至1938年7月任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並任中國軍隊軍事總顧問。
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和《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蘇聯政府對中國的政治、道義、精神和外交上的支援，是蘇聯全部援華抗日行動中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這種援華立場、態度和行動，對於增強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擴大中國抗戰的國際影響，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及孤立和打擊日本法西斯，無疑均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而所有這一切，也恰恰與蘇聯本身遏制日本的戰略利益相符合。派遣大批軍事專家，協助中國軍民對日作戰，也是蘇聯政府整個對華軍事援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國民政府主要聘請德國人擔任軍事顧問。1936年11月25日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建立起政治同盟關係後，一個數十人組成的在華德國軍事顧問團離華返回德國。國民政府在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後，多次請求蘇聯派遣軍事專家和軍事技術人員來華援助抗日。12月28日，蔣介石會見蘇聯全權代表並請他轉告蘇聯政府：中國正組建20個師，建議蘇聯在3個月內給予各種援助，包括派遣軍事顧問和軍事專家，以保證半年內完成這些師的組建工作。
(1939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舉辦幹部培訓班。這是蘇聯顧問季維諾夫與訓練班負責人的合影。右起爲：蔡劍鳴、葉劍英(副教育長、共產黨員)、湯恩伯(教育長、國民黨員)、季維諾夫……)對於中國政府的這些請求，蘇聯政府表示欣然接受，並立即著手付諸實施。1937年底，蘇聯派遣德拉特文任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並任中國軍隊軍事總顧問。1938年下半年德拉特文離華後，依次接任中國軍隊軍事總顧問的是切列帕諾夫(1938年7月至1939年秋)、卡恰諾夫(1939年9月至1941年初)、崔可夫(1941年初至1942年2月)。蘇聯軍事顧問體制是于1938年建立的，並很快發展成爲一個包括陸軍、空軍、工程兵、炮兵、坦克兵等諸多兵種顧問、門類齊全、陣容強大的體制。1938年5月至6月初，蘇聯首批軍事顧問計有27名。至1939年10月，作爲軍事顧問在中國軍隊中工作的專家計有80名，他們分佈在各個兵種和有關機構:步兵——27名，炮兵——14名，工程兵——8名，通訊兵——12名，防化兵——2名，後方和運輸管理機構——3名，醫務機構——2名等。接著，中國又請求蘇聯政府於1940年再派140至200名軍事專家來華。
蘇聯援華人員表
切列帕諾夫：早年曾任黃埔軍校顧問。1938年8月至1939年秋任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並任中國軍隊軍事總顧問。在武漢保衛戰和長沙會戰中，曾親臨前線視察並向中國軍隊提出建議。
卡恰諾夫：1939年末至1941年初任中國軍隊軍事總顧問。
日加列夫：中國空軍顧問，蘇聯志願航空隊總領隊(1937年至1938年)。
來華的蘇聯軍事顧問都富有戰鬥經驗和軍事理論素養，被分派在參謀本部、戰區司令部或軍事機關、軍隊院校中工作。他們在認真瞭解中國軍隊狀況和研究中國戰場形勢的基礎上，向中國指揮機構提供了不少深思熟慮的見解和建議。蘇聯軍事顧問還幫助中國軍隊指揮官制定各種作戰計劃和軍隊管理制度，組織諸軍兵種協同作戰，組織軍事人員安排軍事供給，監督部隊完成任務的情況等。他們爲了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不遠萬裏來到中國，無私地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知識、智慧和經驗。他們通過長期的不辭辛苦的工作，提高了中國軍事機關的領導水平和協調能力，加強了中國軍事人員的組織性，從而大大提高了中國軍隊的戰鬥力。蔣介石在一次會見軍事總顧問德拉特文時以贊許的口吻說：“由於俄國顧問的到來，中國軍隊的仗打得好一些了。”
援華作戰的蘇聯志願航空隊一部
1939年8月，蘇聯軍事專家幫助中國在新疆伊寧成立了航空學校。至1940年年中，在這裏由蘇聯教官指導進行航空訓練的中國人員共328名。1940年8月，蘇聯政府還同意中國政府的請求，決定蘇聯教官在伊寧航空學校的工作時間延長一年，以繼續培訓中國航空人員。還有一部分中國飛行員直接在蘇聯受訓。到1938年春，有200名中國飛行員在蘇聯各航空學校訓練班結業。到1939年夏，在蘇聯受訓的中國飛行員已有1045人、領航員81人、射手和無線電員198人，還有各類航空技術人員8354人。據統計，經蘇聯軍事專家指導，在各類軍事院校、訓練班和部隊直接接受培訓的中國人員約有9萬餘人。通過蘇聯專家培訓，他們的作戰指揮能力普遍得到提高。1937年至1940年，在蘇聯軍事專家組織下，在烏魯木齊還舉辦了八路軍幹部學校，先後有416名中國人參加了學習，其中有飛行員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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