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朱安琪 編寫:禤福輝
編者按:愛國華僑朱安琪(John Angel Chu),“七七”事變後決定學習飛行。1939年畢業回國,進入昆明空軍學校,後爲捍衛祖國轉戰大江南北。本文爲紐約中國口述史學會禤福輝先生在舊金山訪問朱先生的記錄。
我1923年4月7日生於美國加州奧克蘭(Oakland),是第二代美國華僑。父親朱忠存在北大畢業後,1920年來美國,翌年出任漢福德市(Hanford)中文學校校長。母親兩年後才來美國團聚,我們一直住在三藩市一帶。1923年秋父親離開漢福德市,到三藩市中華中學校擔任教師。
家父積極回應國父孫中山“航空救國”的號召,並鑒於日本不斷侵略中國,便與一群熱血青年組織“飛鵬學會”,提倡學習飛行,後來被推爲學會的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華僑義憤填膺,紛紛在全美各地舉行抗議遊行,發動義捐,支援祖國抗日,並且在三藩市、波特蘭(Portland)、紐約、洛杉磯等地設立航空學校,鼓勵青年學習飛行,以便學成後回國參加抗日。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我當時還在念中學,雖然只有14歲,因爲受到父親的影響,便立刻開始學習飛行。1937年7月27日,我第一次登上一架訓練機,翌年7月6日,我取得15小時飛行紀錄後,便攀上一架100匹馬力的弗利特(Fleet)雙翼教練機,首次放單飛,當時還沒有正式考上航空學校。同年8月我毅然投考三藩市的中華航空學校(Chinese Aviation School),決心加入捍衛祖國的行列;然而當時只有15歲,年紀太小,不符合學校的規定,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後虛報了年齡,才得以正式入學。
中華航空學校
抗戰期間,美國華僑設立了好幾家航空學校,其中以波特蘭的美洲華僑航空學校和三藩市的中華航空學校最爲著名。1932年,旅美華僑拒日後援救國總會接納飛鵬學會的建議,同意在三藩市華埠斯托克頓街(Stockton Street)設立旅美中華航空學校,借用中華中學校上課。李聖庭擔任第一任校長,我的父親擔任教務長,父親還正式參加航空訓練,成爲該校第一屆畢業生。父親在練習飛行時,常常把我帶到機場,耳濡目染,我漸漸對飛行發生興趣,於是在1938年參加了中華航空學校的訓練班。
中華航空學校的訓練班前後共辦了三屆,培養了上百名飛行員和機械士,先後回國效力,爲抗戰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1939年,由於籌集經費困難重重,中華航空學校才決定結束。
第一屆規定學生必須飛行50小時才能畢業。晚上在華埠上課,白天則在三藩市以南的聖馬特奧機場(San Mateo Field)練習飛行。1933年4月22日畢業,安排10名畢業生回國參加抗戰,其中以黃子沾(Jimmy Huang)和陳錫庭(Dick Chan)兩位學長最爲著名。1937年,他們在南京保衛戰中奮勇抗敵,成爲華僑回國抗日的楷模。後來我回國參加空軍,有幸在國內看到這兩位學長。他們初到中國時,由於不懂國語,決定放棄中央航校,改爲參加廣東空軍,成爲廣東空軍的骨幹。1936年,爲了避免內戰,廣東空軍在黃光銳率領下毅然北飛,投效中央,結束了南北對峙的局面,扭轉了爆發內戰的危險,幾位學長就轉屬中央空軍。
1937年開辦第二屆訓練班,爲了節省時間、提高效率,規定只招收已有飛行執照的學生,減少規定練習飛行時間,改爲30小時就可以畢業。第二屆學生在1938年1月結業,由於日本侵華戰爭日益升級,學校馬上派遣11名應屆畢業生回國。但是,到達昆明中央航校後,還必須接受體格檢查和飛行測試,結果只有3人及格。1939年7月,周世雄(Rocky Joe)、譚錫源(Frank Tom)、黃偉燃(Edward Wong)三人在昆明航校第9期畢業。黃偉燃是美國土生,母親是黑人,故皮膚黝黑,捲髮,而且不通中文。他在航校受訓時困難重重,在食堂要炒雞蛋也不會說,只好用手勢比劃。有些同學常常取笑他,但是他非常勇敢,努力不懈,語言問題終於慢慢克服了。他在航校九期畢業,派往三大隊,在中原會戰時發揮重大作用,我回國後有幸在西安碰到,他當時已擔任三大隊參謀。
1938年7月招考第三屆學生,我鼓起勇氣,決定投考,僥倖順利通過。第三屆除招收32名飛行生外,還有機械生22名,是歷屆中規模最大的。當時學校的經費系從全美各地僑界捐募而來,不足之數由拒日後援救國總會補助。學校爲了加強飛行訓練,除租了兩架100hp弗利特式(Fleet)訓練機外,由於各方捐款源源而來,結果另購125hp弗利特式、90hp舞毒蛾式(Gipsy Moth)、史廷森式(Stinson)和皮特蔡式(Pitcair)等4架飛機。學校聘請兩位美國空軍退役軍官歐文上校(Col. L.G. Irving)和奧爾森中尉(Lt. W.D. Olson)擔任教師,這兩位老師曾參加歐戰,作戰經驗豐富,對我們的幫助最大。此外,還有4位很有經驗的民航老師。
第三屆學生人數較多,中華中學校已無法容納,便租用了學校對面一棟建築物(810 Stockton Street)上課。這棟舊房子現在仍然完好,只是已經沒有昔日的氣概。它搖身一變,成了一家金飾店,店主人一點都不知道中華航空學校的光輝歷史,也不會知道我們當年慷慨激昂、捨身報國的激情,使人不勝感歎。
當年我們每天早上練習飛行,晚上上課。不過這時聖馬特奧機場已改爲跑馬場,必須另找適當場所。因此學校當局四處張羅,結果改在三藩市灣對岸的阿拉米達灣機場(Alameda Bay Airdrome)學飛。這個機場近年已經關閉,成爲一片廢墟了。
學校的科目很多,除了講授航行學、氣象學,還有發動機原理等等。同時,爲了幫助學生解決回國時面對的語言問題,又開設國語課,由盧開周(K.C. Lu)同學教授國語。他是北方人,原是前來美國留學的,後來看見日本悍然發動全面侵略,便毅然改學飛行,決心回國抗敵。
回國
1939年4月15日是我們畢業的日子,28名飛行生、17名機械生修業期滿,高高興興地結業。這時日寇差不多已佔據祖國半壁江山,國內需才孔急,我們立刻分兩批回國。第一批10人於1939年4月底回國,包括張松仰(Victor Chang,現居三藩市)、梁松寧(Harold Leung)、余周海(Edwin Yee)等,由盧開周率領。第二批有飛行生和機械生各17人,於6月24日乘“亞洲快船”號(Express of Asia)輪船回國,途經菲律賓,於7月19日到達香港。我因爲還在上中學,學校尚未放假,獨自延遲啓程。
當時美國的華人深受歧視,我們離開美國時,政府不發護照,我只好前往天使島(AngelIsland)申請一張回美證。父親爲我做了很好的安排,學期結束後立刻離開美國。我於1939年7月1日乘坐“柯立芝總統”號(Coolidge)輪船到夏威夷。由於夏威夷的天氣很壞,飛機不能起飛,只好在那裏休息幾天。幸虧中國駐夏威夷領事是父親的好朋友,招待我到處觀光。過了幾天才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香港,與第二批先行的同學在香港會合。我們在8月6日從香港乘船到越南的海防,然後乘火車經河內前往昆明,8月13日終於回到祖國,大家都非常興奮。
昆明航校
我們在昆明航校接受體格檢查,機械生全部及格,授予少尉軍銜,並且派往昆明第十修理廠服務。18名飛行生必須參加飛行測試,結果只有6人及格,准予進入航校十一期中級班;5人經驗不足,改進十二期;其餘7人表現較差,沒有錄取,黯然返回美國。
負責飛行考試的都是美國顧問,以陳納德爲總顧問,權力很大。初級班和中級班都要經過他們的考核,由他們帶飛,不符水準的就被淘汰,但是高級班就不要飛行考核了。中國教官比較有人情味,如果他們認爲誰是可造之才,就是有些困難,也會代爲說情,將就過關。
我和幾位同學自9月中旬開始在蒙自正式受訓。四人爲一組,其中兩人爲華僑,並派出一位教官。授課都用國語,我們剛從海外回來,除盧開周外,大家都不懂國語,聽課很有問題。後來校方設法找些廣東同學來幫忙翻譯,經過一段時間語言問題才慢慢得到解決。由於日本飛機常常轟炸,我們上課時經常中斷。好容易到了1940年2月才順利通過了中級班,一個月後,正式升上高級班,並且開始分驅逐科和轟炸科,改在昆明巫家壩受訓。我被分派到驅逐科,開始飛霍克III式(HawkIII)飛機。我在受訓時曾發生一次嚴重意外,差一點性命不保。那天,三架飛機編隊起飛,我在第二僚機的位置上。在我們的飛機正要離地時,另一架飛機從我們前方迎面滑行,我立刻向左邊微側,並且馬上把駕駛杆向上拉,但是迎面而來的那架飛機的螺旋槳碰到了我的右襟翼和升降舵,飛機立刻下墜,然後反彈起來,幸虧有驚無險,還是安然落地了,大難不死,卻冒了一把冷汗。1941年2月10日我們十一期畢業了,共79人,其中來自三藩市中華航空學校的占14人(有2人沒有畢業),後來還有林安民(Min-On Lum)和李啓馳(Archie Lee),他們屬十二期,在畢業後還送回美國受訓,更是幸運了。
從1940年秋開始,日本轟炸機經常在零式機的掩護下轟炸昆明。有一次,日機來襲時,霍克式飛機就馬上疏散,基地只剩下兩架蘇聯製造的I-15式戰機,我的飛行教官立刻起飛迎戰。結果他被三架零式日機包圍,在7000尺的高空單獨與敵人苦鬥。可惜寡不敵衆,飛行教官的I-15受到嚴重毀損,只好緊急降落。不幸教官的一隻眼睛受傷,從此結束了他的飛行生涯,實在可惜。
航校差不多天天受到日機轟炸,影響很大,政府派員與美國當局商量,結果作出派遣航校學生赴美受訓的決定,李啓馳和林安民就是奉派回美受訓的幸運兒。
我們回國效力的同學都有很好的表現,像余連貴(HarryYee,現居夏威夷)、李啓馳、周威霖(BillKing)、張松仰、楊錦雄(TedYoung)、黃子沾(JimmyHuang)都很優秀。不過同學們的犧牲也很大,四大隊的岑慶賜(SamHo)和梁松寧(HaroldLeung),一大隊的王文星(M.S.Wang)都在空戰時壯烈犧牲;劉福慶(HaneyLew)畢業後派往伊寧,在晚上飛行時失事,不幸身故,是我們的同學中第一個殉國的;1940年機械士黃華傑在昆明遇難,當時一群日本飛機來襲,他連忙躲進防空壕內,然而日軍的殺傷炸彈落在防空壕附近的樹頂,結果他被碎片擊中,不治身亡。他們英年殉國,馬革裹屍,求仁得仁,死得其所,充分表現了四海同心,共禦外侮,充分發揮了華僑愛國,爲中華民族獻身的崇高精神,值得千秋萬代的敬仰。
邁向征途
我們在1941年初畢業,晉升准尉,奉命立刻前往成都接受作戰訓練。2月21日我們離開昆明,乘坐卡車經貴陽前往重慶,3月5日抵達,蔣委員長立刻接見,勉勵有加,使我們非常受鼓舞。3月7日才到達成都,有幾位同學留在駐成都的驅逐大隊,6個月後就晉升少尉,我和其餘的同學則一起前往新疆伊寧,接受使用蘇聯戰機的訓練。
6月中旬有一天非常炎熱,約100架日本轟炸機分4批直飛成都,我和兩個同學馬上沖出去找防空洞,可是我們對這個地區還是很陌生,結果走失了,誤入附近的居民區,其中李姓的同學大叫肚子餓,提議去吃碗麵條。他剛買了麵條,日機已經飛到我們頭上,我們急忙沖到一戶人家的門前,俯伏在地上,炸彈紛紛爆炸,碎片橫飛,危險極了。日機飛過後,我們馬上沖向防空洞,警報解除後才敢返回基地。
我們在晉升少尉後不久便調往新疆伊寧。大概在1941年9月乘卡車離開成都,沿途經過好幾個小鎮,然後抵達蘭州,在那裏休息了一個星期,再啓程前往新疆哈密,中間經過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10月中旬左右才抵達伊寧。這時天氣已進入嚴冬,溫度極低,開始降雪,蘇制的I-16必須在輪胎上裝上滑雪橇,以便飛機滑行。
我們在伊寧逗留了一年左右,1942年7月初才離開,並奉派駐蘭州的五大隊第29中隊。
當時的五大隊因爲被蔣委員長懲罰,改稱無名大隊(1941年5月,五大隊發生番號被剝奪,改稱“無名大隊”,每一成員胸前挂上“恥”字布條的恥辱。這是因爲1941年5月25日敵機來襲時,五大隊奉命從蘭州飛陝西南鄭暫避,後來15架I-15戰鬥機又飛往天水,剛剛降落,空中突然出現9架零式日機,我機已經油盡,無法起飛,只好眼睜睜看著飛機全數被敵機擊毀。消息傳來後,蔣介石大怒,全隊受到懲罰,取消番號,稱爲無名大隊。(參見陳應明、廖新華編,《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航空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22頁)。大隊長是張唐天,隊部設于成都。五大隊有17、24、26、29四個中隊,29中隊駐蘭州,中隊長是五期的王蔭華,他個子高大,沈默寡言,但是人很熱情,是一個好長官。他退役後移民美國,住在距離三藩市不遠的聖何塞市(SanJose),兩年前才身故。在蘭州時,隊友黃文斌駕駛一架I-16,降落時飛機偏低,不幸輪胎碰到牆頭,飛機失速墜地,人被抛出機外,落在飛機殘骸旁邊。這時殘骸忽然起火,子彈隨之爆炸,非常危險,我急忙和另一位同學沖上去,把他及時從熊熊烈焰中救出來,立刻送往醫院急救,兩三個月後才痊愈出院,可說是死裏逃生吧。
一年後,我被改派到四大隊23中隊。四大隊隊部在重慶附近的白市驛,負責保衛首都,因此有“皇家空軍”之稱。大隊長爲李向陽,他是前輩,屬航校三期。23中隊隊長是七期的周志開。周隊長爲人沈實,作戰經驗豐富,是有名的空戰英雄。他曾在梁山先後擊落來犯的日本轟炸機三架,不料在一次偵察任務中出事,壯烈犧牲。後來接任的大隊長是張光蘊(六期),其後是司徒福(六期)、孫伯憲(六期)、蔡名永(五期)。四大隊在三藩市灣區健在的同袍不多了,現在還有一位住在近郊森尼維爾市(Sunnyville),他就是原籍湖南的唐沛蒼。
調到四大隊後,局勢十分嚴峻,報到後很快就出任務,負責前往鄂北巡邏。在李向陽大隊長領導下,一群P-40式驅逐機向武漢一帶飛去;巡邏多時,但沒有看到日本飛機,到了油量將盡,便趕快返回白市驛。
在抗戰最後兩年,戰事十分吃緊,四大隊負責保衛中樞,責任重大。較大的戰役包括1943年秋的鄂北戰役,我們經常飛往兩湖一帶巡邏,攻擊敵人要地。1944年春湘西戰役爆發,局勢非常緊張。我們大都從重慶飛出,在湘西一帶掃射地面的日軍,支援在戰區最前線的中美空軍混合團五大隊。到了1944年夏天,豫西戰役(河南)打響,漫天烽火。這時日軍企圖渡過黃河,我們主要在洛陽一帶抗擊日軍,希望挫敗敵人的猛烈攻勢。在這段時間裏,我們經常從西安出發,飛往洛陽,炸射日軍坦克。有一次我方出動四架P-40,由高又新領隊,我是他的僚機。不料高又新的飛機中彈,冒出黑煙。我在洛陽附近沿著黃河低飛,不久飛機也中彈,幸虧P-40在飛行員的椅子靠背設有一塊1/4寸厚的鋼板,子彈反彈出去,結果逃過一劫,沒有受傷。到了安康緊急降落,發現坐椅兩旁的鋼板也被擊中,幸虧沒有穿透,否則我就壯烈成仁了。
1944年秋,日軍包圍衡陽數月,城內守軍的形勢非常嚴峻。我們爲了支援守城戰士,天天飛到衡陽投擲小型殺傷炸彈,期望挫敗日軍攻勢。但是敵人來勢兇猛,衡陽最終還是陷落日軍之手。日寇乘勝追擊,繼續猛攻,直指柳州、桂林,摧毀我方數個空軍基地,進迫貴州獨山,形勢非常危急。
1945年,太平洋戰爭形勢大幅度改變,日軍已成強弩之末。這時我們還是經常出動,飛往漢口、南京一帶,主動找尋目標。我們在5月初出動7架P-51,這是我方最新的飛機,機上裝了6挺50mm機槍,火力很猛,速度比P-40快多了,可說是當時的皇牌。記得是5月30日,我們12架P-51挂了副油箱,從湖北恩施出發,差不多花了6小時,直飛南京,在8000尺高空搜索,發現四架零式飛機升空,我們立刻向下俯衝,展開攻擊,日機馬上逃走,但是我們的飛機速度快,一下子趕上去,將敵機全部擊落,凱旋而回。
6月,我們再次出動,從恩施飛往漢口,炸射城內外的日軍陣地,但這時敵軍的目標已經不多,並無重大發現,隨意掃射敵軍軍事目標後,就飛回基地。一路司令張廷孟素來喜歡蔔算,認爲杭州還有日機一百架左右,應當把它摧毀。不久,他就下令出擊,由副隊長舒鶴年領隊,指定我做他的分隊,出動4架P-51,另有20架戰機護航。不過我的僚機發現不妥,半途折回,其餘各機浩浩蕩蕩飛向杭州,3架P-51接近筧橋機場時故意低飛,引誘日機出動,以便高飛的機群向下俯衝,一舉摧毀日機。因此,三架P-51急忙把副油箱丟了,向機場掃射一輪後,馬上飛走。然而筧橋機場這時已經沒有飛機,只放了一些假飛機而已,不過機場附近的火藥庫起火,發生連串爆炸,黑煙沖天。舒鶴年飛在前頭,我跟在後面,相隔很遠。舒不停呼叫,但是我的發報機壞了,他沒聽到回應,又見到後面的熊熊火光,認爲我已經出事,沒有辦法,只好與他的僚機飛回基地。經過一段時間,我發現前面有一架飛機,但它在高空,無法看清楚,不知是敵是友,只好立刻爬高,對頭觀察,到距離可辨認爲友機時,立即向對方搖搖機翼,對方也立刻反應,才認定是友機,捏了一把汗。前後飛了7小時,汽油也快完了,幸虧有驚無險,安全飛回恩施。
在抗戰幾年中,我出了72次任務,並且先後三次前往印度接收新型飛機:1944年4月到印度卡拉奇(Karachi)接收P-40N,1945年2月再往卡拉奇接收P-51C,兩個月後又去印度翁達爾(Ondal)接收最新的P-51D。雖然說不上有汗馬功勞,也算是盡了炎黃子孫的義務了。
人生禍福無常,命運不可不信。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同窗戰友,名叫嚴仁典,一天剛好生病,不能出勤,而我卻輪值在機場警戒。當時有一架飛機剛剛修好,原本應由我負責試飛,剛好隊長召集訓話,我馬上放下試飛任務,準備去聽講。嚴仁典好幾天沒有出任務了,覺得很無聊,建議由他試飛,不料才飛了500尺左右,飛機忽然起火,他立刻迫降緊急跑道,著地後馬上從飛機裏跳出來,結果耳朵燒傷,送院醫治,幸虧並無大礙,可說是不幸中的萬幸了。過了不久,我再次奉命出任務,嚴仁典在醫院療養,很久沒有出任務了,在醫院覺得不耐煩,便來與我商量,要代我飛往徐州,我建議去問副隊長,舒鶴年立刻表示同意。第二天嚴仁典和僚機及其他幾架飛機一起出動,飛往徐州。後來所有飛機都安全回航,卻不見嚴仁典,結果就這樣犧牲了,這大概算是命運吧。
抗戰勝利
1944年春,我在重慶認識了年輕、漂亮的蔣有賢小姐,一見鍾情,抗戰勝利前一個月我們在重慶結婚。重慶的女孩子很喜歡和飛行員交往,幾個同袍都交了漂亮的女朋友。喬無遏的女朋友叫湯心德,毛昭品的甜心是水景燕,加上我當時的女朋友蔣有賢三個人,“醬油鹽水湯”就成了隊友們常常挂在嘴邊的笑話。我們結婚後到北溫泉度蜜月,玩了一個星期,不久就勝利了。美軍朋友很快便都回國了,在上海留下不少P-51,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把它們修好。1946年8月我帶領10架P-51飛往北平,直到退役前,也在北平出了40次任務。
1946年12月我的隊友陳燊齡中尉在保定被擊落,我軍將他救起,護送回保定城內。陳燊齡受了傷,但保定已被包圍,無法把他送出城外就醫。部隊決定派我前去救援。我飛一架L-5偵察機,必須設法躲避城外的地面跑火。到了保定,剛幫他登上飛機,對方陣地便猛烈開火,我馬上拼命向上爬升,到他們的炮火射程外的高度才松了一口氣,之後順利飛回基地,前後花了兩個半小時。部隊立刻把陳燊齡送往醫院治療,不久康復出院,又返回部隊服務。哪裡曉得他是位明日之星:1986年他晉升臺灣國民黨空軍總司令,3年後擔任參謀總長。
退役
1947年我決定退役,連忙辦理返回美國的手續。但是,手續很麻煩,拖延時日,結果到1949年才最終回到老家。
在退役前還有一段小插曲。1947年2月,石家莊有一架P-51後輪壞了,隊長要我把輪胎送去,我當然從命。用作運輸的飛機是一架戰機,但是已拆掉武器。石家莊在北京西南,航程約180里。大概飛了140里,很快就要到達,只有幾分鐘的路程,馬上要準備降落了,忽然被對方的炮火擊中,引擎失靈,只好緊急迫降。大概由於速度太快,降落高度太低,螺旋槳插在田地裏,飛機嚴重毀損,幸虧人沒有受傷。我從飛機殘骸中跳出來,看見一個農夫,向他詢問後才知道已入險境。在我的一再請求下,農夫把我帶到家裏,要我躲在一道土牆後面,待天黑後再出來。哪里曉得當天晚上,他無奈之下,只好把我交出,結果被拘留在北京以南50里的一個小地方,軟禁了兩個半月,幸虧沒有受到虐待。後來由於美國方面的干預,終於獲得釋放。我乘坐馬車離開被軟禁的村莊,向天津附近的火車站前進,隨後我被交給火車站的衛兵,再送往天津。我立刻設法與朋友聯繫。我知道喬無遏的襟兄唐先生在中國銀行做事,立刻找了一輛計程車趕往中國銀行。可是銀行已經關門,唐先生不在,然而一個好心的辦事員爲我付了車費,並馬上通知唐先生。不久,唐先生來到銀行看我,還通知了我另一個朋友徐先生,大家見面時非常高興。第二天早上立刻乘火車返回北平。回到基地後,發現情況非常嚴重,顯然已被冷藏。呆了幾個月後,就毅然決定退役,1947年8月31日正式結束八年多的空軍歲月,決心返回美國。人生禍福無常,提早退役,也許是因禍得福,否則一定去了臺灣。
返回美國
退役後我向空軍方面請求回美旅費,但是國民政府財政狀況非常拮据,無法提供任何補助。無可奈何,我只有寫信給父親,請他設法代籌回美旅費。我同時馬上辦理回美國手續,但是因爲曾在外國軍隊服務,喪失了美國國籍,必須重新申請,手續麻煩極了。好不容易在1948年6月28日取得美國護照,然後還要爲太太辦理申請美國簽證手續,同時,我的長子朱世正(Daniel Chu)也是中國籍,必須一起辦理,手續煩瑣,拖延時日。差不多在北平等候了一年,到1948年6月才離開,前往上海,在那裏等候船期。但因時局吃緊,便在1949年春轉往香港,直到1949年9月有賢的簽證才正式獲得批准,一家三口欣然踏上回美的歸途,十年出生入死的日子終於結束。
我好不容易回到老家三藩市,跟父親學做乾洗生意,並且買了一家小店來經營,晚上在三藩市市立大學(CityCollegeofSanFrancisco)進修,主修工程學。不久決定轉到希爾德斯學院(HealdsCollege)攻讀機械工程,畢業後當上了工程師,直到1988年正式退休。我有三子一女,都各有所成,現在正是安享晚年的時候。
抗戰勝利轉瞬六十多年了。在我中華民族多難之秋,我就像許多身居異國的華僑一樣,義憤填膺,毅然回國,共禦外侮,雖然備嘗艱辛,飽經憂患,遭遇種種挫折,但是至今始終無悔。記得當年在昆明航校受訓,畢業後到蘭州、伊寧、成都、重慶,以至在大江南北與日寇苦鬥,也抱著破釜沈舟,踏破東瀛三島的決心。不料勝利之後,卻爆發內戰,我竟然在故國被俘,被軟禁兩個多月,實在是最大的諷刺。終於猛然醒悟,不能參與兄弟鬩牆之事,於是急流勇退,踏上歸途,回到三藩市安居樂業。儘管當年的照片漸漸褪色,但是,我青年時期曾捨命捍衛的祖國河山,滇池的浩瀚煙波,白市驛的鐵翼銀鷹,至今仍然時入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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