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學遺作 向曉光整理
本人湖南長沙人，祖籍平江，武俠小說家向愷然（平江不肖生）之子。1935年湖南省國術訓練館畢業後曾赴上海投師國樂專家鄭覲文老先生門下，潛心學習琵琶演奏。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義憤填膺，遂棄藝從軍，考入空軍軍官學校，編入第十二期飛行生，時年19歲。先在昆明航空學校接受飛行訓練，1941年11月去美國繼續訓練。1942年底畢業回國，編入空軍第四大隊，駕機參加了鄂西會戰和常德會戰等七大戰役及前後幾十次空戰，空戰中擊落日機二架。
向一學戎裝照
當時中日空軍力量對比懸殊。日本有新飛機補充，中國飛機沒有補充，數量上便顯得有些寡不敵衆。因此，這段時間日本空軍對中國各大城市狂轟濫炸，奪走了制空權。中國空軍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只能逃警報。以致重慶被轟炸，發生防空洞悶死千多人的悲劇；成都軍士航空學校鳳凰山機場，也被日機超低空掃射，日機狂妄到落地搶走機場上的小紅旗。
1941年上半年，日機經常空襲昆明，轟炸中國空軍軍官學校烏家壩飛機場和校區營房。當時我們十二期正在接受高級班飛行訓練，教育長王叔銘爲防止敵機低空掃射機場，在烏家壩機場東西兩頭挖了四個掩體，將飛機上拆下的機關槍架在掩體內，每挺機槍派三名學生操縱，月中旬的一天，日機大編隊轟炸機來襲，一架驅逐機對準機場進入，準備低空掃射。我們十二個學生齊心對準沖下來的敵機一陣猛烈射擊，不知道是敵機看到有火力射出，見勢不妙，還是被擊中受傷，半途就拉頭逃走，再不敢有第二次掃射了。
昆明被日機空襲後，美國空軍幫助訓練的總顧問陳納德天天在場親眼看到，因此也就掌握了日機的性能，作戰戰術等資料。考慮到在昆明的飛行訓練不能穩定進行，飛機和其他物質不容易從印度運進中國，於是王叔銘作爲中方代表，與美方談妥先爲中國訓練五百名驅逐飛行員。五十人一批，分十批到美國去訓練，每期爲期一年，從十二期起。我們十二期於1941年11月赴美接受空軍飛行訓練。
在鄂西前線上空作戰
1942年底我們從美國接受空軍訓練畢業回國，1943年元月有二十五人調空軍第四大隊成都軍士航空學校鳳凰山機場，（還有二十五人調印度楠木邦中國空軍學校當教官）另五十名調中美混台大隊，駐桂林柳州機場，昆明有美國遠東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任司令員，中國各戰場的制空權，又全部由中國空軍掌握了。
空軍第四大隊是中國空軍的佼佼者，第一任大隊長是高志航，所以四大隊又稱“志航大隊”。人們也稱四大隊是中國的皇家空軍。高志航之後的大隊長依次是劉粹剛、李桂丹、樂以琴、湯卜生、李向陽，都是對日空軍作戰有記錄而且建樹很高的飛行員和部隊長官。此時，中國空軍都是美制P-40型飛機了，和日本“零式”相比，各有優缺點，“零式”靈活、輕巧，爬高性能、轉彎半徑都優於P-40，而P-40俯衝快，結構扎實，火力大，防彈鋼板玻璃，橡皮保護油箱，飛行高度，耐航率都優於“零式”，在空中遭遇只要不與之糾纏，不與拼爬高轉彎，只打直來直去的“派司”。“零式”是打不過P-40的。
我們調四大隊也是該大隊剛接收P-40不久，我們這些空軍見習官，對參加作戰抗擊日寇向往已久，就向隊上老大哥請教，回答的是，他們接P-40也不久，還沒有用新機作過戰，
只要大家齊心合力，大膽心細，機智勇敢，想必是會戰勝日機的。
四大隊在1943年4月飛抵重慶白市驛飛機場基地駐防，保衛首都（重慶）。五月，根據前線陸軍要求支援的需要，派23中隊由中隊長、副大隊長領隊十二架P-40飛往梁山前線機場，每天四架、八架、十二架不等去鄂西前線支援友軍，掃射和轟炸敵人陣地與輜重部隊。這段時間敵人的空軍很少出現，原因是害怕P-40的強大火力，不到萬不得已不敢出來作戰。另外，太平洋戰爭也牽制了它的部分空軍力量。我們12架P-40飛機，每天出任務的目標是根據前線陸軍提供的情報，轟炸掃射前線的敵炮兵陣地，對敵增援部隊的沿途渡口集結點及輜重予以摧毀性的打擊。飛行員戰鬥情緒很高，人人有旺盛的精力很想出任務。但機少人多，每天輪一次就算不錯了，部隊長則一天可以出上兩次。
6月初，由昆明飛來兩架有飛虎隊標誌的P-40驅逐機，領隊的是美軍少校副大隊長史迪文，他有二千八百多小時的飛行戰鬥經歷，在歐洲、非洲、亞洲、大西洋、太平洋都作過戰，又飛過航空母艦，作戰經驗豐富，擊落過二十多架敵機，身上挂滿了勳章勳帶，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空軍英雄人物。另一架飛機由上尉保羅駕駛，他來我們四大隊是要到鄂西前線搜集日本空軍情報。
6月4日晚上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研究明天的戰鬥方案，大家說，從梁山起飛去鄂西前線敵陣地航程只需三十分鐘時間，加上留空一小時，回來三十多分鐘，出一次任務不出兩個小時三十分鐘，P-40本身油量可以飛四小時半，用不著在肚子底下加挂油箱，把那個位置挂凝固汽油彈，對敵坦克、炮兵陣地和堅固的水泥鋼架堡壘破壞力更大。接著又談了如何對付日本“零式”戰鬥機的方法，根據雙方飛機性能，強調了絕對不要同它格鬥，即不能同“零式”糾纏，只能直來直去地沖打，它會爬高會轉彎逃跑，我們不要上當去追，P-40俯衝快，平飛最大速度也比“零式”快，P-40配備有八挺機槍，火力比“零式”強，只要推頭俯衝，它是追不上的，又講了如何打日本的轟炸機以及進入死角和占座的必要性。
第二天，由中隊長張光蘊帶領八架P-40，加上美空軍史迪文和保羅兩架，上午七時進入鄂西前線敵陣地上空。我們在一萬尺高空看見敵“零式”四架在我陣地上空盤旋，史迪文和保羅是不受中國指揮的，立刻沖下去對敵領隊射擊，當即把它擊中起火。可是史的座機很快被另一架“零式”翻身咬住了尾巴，被擊傷了，搖搖欲墜。保羅立即追擊向史迪文開火的日機去了，可第三架日機緊跟上來“撿死魚”，想把史迪文擊落。正在危急之間，說時遲那時快，十一期同學臧錫蘭的高度已快接近日機，他當即推頭將日機擊落，解除了史迪文的危險。
回梁山機場後，大家躺在停機線草地上休息，看見史迪文的飛機搖搖欲墜地向機場跑道作迫降式落地。他的起落架被打壞了，放不下來，機翼中了很多子彈，座艙也被擊穿一個大洞，幸好人沒受傷，九死一生的回來了。史迪文的飛機摔在跑道一頭，他跳下來即問是誰擊落了第三架“零式”日機，在場的人中我還懂一點英語，就講是臧錫蘭解救的，並將其經過講給史迪文聽，史即緊緊抱著臧錫蘭說：“這次是我在中國最後一次出任務，馬上就要回美國述職去了，你救了我，體現了中國空軍和美國空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國際主義精神，也表明你們中國空軍的作戰技術是第一流的。我會向國防部陳述經過，你會得到美國應有的勳獎的。”
那天下午我第二次出任務回來時已是四點多鍾，聽說昆明十四航空隊派飛機來把史迪文和保羅接走了，他們的兩架飛機就丟在梁山機場。
第二天6月6日又是十二架飛前線，當天氣候極壞，能見度極差，還落小雨，雲很低。我們出去時還飛得高一點，也只有四千尺，執行任務回來，雲更低了，差不多是飛低空回來的。聽說當天有其他大隊同時出動很多飛機到前線作戰，有的也只能降落其他機場。恩施機場，梁山、白市驛都有回航的飛機降落。
我們在梁山先落下的八架正在停機線加油添彈，機場上空挂出三個紅球的空襲警報信號。防空監視哨報告：“聞機聲，高度在雲層上，架數不明，方向3—9（由東向西）”。機械人員說不要離開飛機，但沒有緊急警報和迎敵命令。我還看見司令官楊鶴宥帶著他年輕的老婆坐著小汽車在機場裏轉，並沒有下達起飛命令。忽然，機場東北角雲層中出現飛機影子，開始還以爲是友機返航，可是有三架對準機場俯衝下來，又看到機槍在噴火，向停機線射擊。當時我們有三架飛機旁有飛行員，馬上爬上飛機開車準備迎敵，可是還沒來得及發動，敵人的炸彈已經落地了，我們只好跳下飛機臥倒在機場上，擡頭看時，敵人第二次三架又俯衝過來了，此時聽到跑道上有飛機起飛的聲音，看到是副隊長周志開的飛機在起飛。在敵機臨頭轟炸掃射中，強行起飛是罕見的壯舉。他離地後就轉彎向投彈的敵機追擊，很快擊落日機一架，掉在機場西頭不遠的山谷中。
機場上空日機輪番轟炸掃射，停在停機線上的七架飛機全部被擊中起火。我們躲在機場邊山坡樹林中看得清清楚楚，氣得捶胸頓足，傷心地流眼淚。敵機飛走後不久，周志開的飛機回來了，在機場上空繞了一圈。見跑道炸壞不能降落，回白市驛機場去了。第三天我們大家都坐運輸隊的C-47回白市驛，聽周志開說：他那天正坐在機艙裏擺弄開車的機件，見到敵機臨頭，他就開車斜跑道緊急起飛，連保險傘也沒背，保險帶也來不及扣，起飛後緊追敵機就開火，當即擊落一架。另兩架見有中國飛機追擊便向東逃跑，想調開我機在機場上的阻擊。而周就緊追，又將那兩架敵機擊落。回來時機場上空沒有敵機了，跑道被炸壞不能落地，只好回白市驛。經報上級，蔣介石委員長親自來白市驛視察，給作戰的四大隊夠上受勳標準的飛行員授勳，授給周志開的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青天白日”最高勳章和記錄擊落敵機三架的“三星序”勳章，並連升三級，由上尉升少校，由副中隊長升副大隊長，並發給豐厚的獎金。蔣委員長作了總結似的訓話：“這次是慘敗，日本偷襲成功了，他們對珍珠港那麽強大設防的海空軍基地，都是偷襲成功的，我們應該得到教訓，今後飛機場的警戒要提高，跑道頭上一定要有四架飛機擔任警戒，隨時可以迎空出擊。其他停在停機線上的飛機和人員只能在機翼下休息，空襲警報一來，大家上飛機，緊急警報一放，全體上天進入萬尺以上，如果以後再有類似偷襲奇襲發生，就是軍法問罪。聽到了嗎？完了。”後來又進我們營房檢查內務。我看見蔣經國站在院子裏走來走去，我們圍著蔣介石的保險鋼板汽車問長問短，後排只有兩個座位，前後有防彈厚玻璃隔開的，底盤矮而寬，這是速度快而平穩的設計型。
6月下旬，司令部通知本大隊部派十五名飛行員，由大隊長李向陽率領去印度西部卡拉齊（今巴基斯坦）接收新P-40。我們將十五架新機飛回白市驛，編入二十三中隊。
參加常德、長沙會戰
7月上旬，我們又是十二架飛赴湖北恩施前線基地參加常德、長沙會戰，每天上下午都出四架、八架或十二架分批飛到前線。有的是根據前線陸軍提供的情報，轟炸掃射指定的敵人目標，有的是到前線看情況執行任務，總的是要保持陣地上空日出後日落前有我機在敵上空掌握制空權，不讓敵人擡頭。有時又去長沙作威脅性的轟炸掃射。當時地對空的通訊困難，預先只能有大概情報，需要臨時見機行事，再對敵執行破壞性打擊，目的是表示我有空軍在前線配合作戰。
7月中旬我二十三中隊由周志開領隊在常德八千尺高空飛行，底下雲層很深很厚，但有稀少的雲洞可以看到下面情況。飛行中突然發現雲層下面有日本“零式”飛機六架正在威脅我陸軍陣地。周志開命令我們飛近雲洞做奇襲準備，他在後掩護。我們埋伏在雲洞邊待敵機再度從雲洞下飛過時，我們即沖下去對準它們射擊，當即擊中兩架，接著又有兩架敵機飛來，周志開也沖下去開火，又打中兩架。兩個“派司”擊落四架，敵人還不知我們是從何方打它們的，我們大家都鑽下雲層，剩下的敵人早都跑光了。奇襲成功，既得益予當時的環境，也是周指揮得當的結果。這次在常德打了一個0：4，周志開在空軍中的戰績和聲譽很快高了，敵人聞說後，揚言在湖北荊門敵空軍基地集結了三十二架“零式”飛機，要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空軍圍殲法國空軍“紅武士”擊落李西奮那樣，與中國空軍決一死戰。目的是想擊落周志開。
荊門機場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前線最大機場。日空軍曾於1940至1941年以此爲基地進襲四川成都、蘭州天水，對我們的威脅和破壞很大。
司令部得此傳說的情報，與周志開商量，第二天就派出向湖北荊門機場襲擊的任務，由周志開領隊。十二架P-40一萬尺進入荊門。
中國空軍是第一次飛臨荊門機場上空，老百姓當然躲警報去了，機場上空並沒有敵機的影子，地面連走動的人影也沒有，敵人做縮頭烏龜不敢露面了，我們這次十二架本是應戰而來的，思想上早就做了打它個落花流水惡戰一番的充分準備，此刻見荊門機場死寂一般，就由八架P-40在萬尺高空掩護，四架成梯隊下去對機場、機庫、油庫、倉庫作超低空掃射，一次“派司”就集合。想到敵機曾超低空掃射過我們成都的軍士航校鳳凰山機場，也掃射過昆明官校烏家壩機場，我們要報復。我們四架下去，對敵人作侮辱性的點射打擊，每人打了一個“派司”。
荊門機場還是有防空機槍朝我們射擊，我們向下打擊時雖看到敵人掩體內有曳光彈射出，但那時人很興奮，絲毫不畏懼，終於報了一箭之仇。回到恩施基地，因周志開打了三個“派司”，他的飛機受了傷，機身和座艙有彈痕。周頭部也受了點輕傷，彈片碰破了皮，但出血不多，已經幹了。
常德長沙的會戰，每天上午下午必須出擊，因飛機要進行大小修理，不能保證每次出十二架，要派人回白市驛駕飛機過來。人員也要輪流休息，出滿一個月任務，回去休息一周。
前線司令長官發給我們每人一套黃色棉軍服，我們休息時就換上陸軍軍裝和軍帽。穿上我們在印度買回來的半長統皮靴，再手持梁山出的手杖，個個精神抖擻，人人鬥志昂揚，只想多出任務。
參加長沙會戰時，我們在洞庭湖和湘潭岸邊，還炸沈過日軍運兵及運武器彈藥的補給軍船，在此兩戰役中出擊戰果是達到了上級指命的。在此情況下，領隊周志開要求單機出擊漢口機場，認爲漢口是敵人在華中的最大城市，定有飛機可打。同時讓漢口人民看看中國空軍飛到漢口來作戰了，替中國人爭口氣。司令部考慮的是，單機出擊雖有必要性，但需航空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下達命令才行，地區空軍司令官無權決定。而且單機出擊，凶多吉少，沒有掩護和照顧，由恩施至武漢航程較大，P-40的油量雖然可以來回，但如果途中遭遇敵機，糾纏起來一時不能脫身，回來就困難了。
14日完成任務回來，聽說周志開被批准單機去漢口，途經長陽縣，遭遇四架“零式”敵機，周本來可以推頭俯衝逃出戰鬥圈，可他忘記了P-40飛機性能是不能和“零式”格鬥的，硬是和四架“零式”打起來了。後來據當地人報告：四架日本飛機圍著打一架中國飛機，把他打冒煙後，四架日機向東飛走了。
周志開在長陽縣山谷中迫降，機毀人亡。周志開是中國空軍頭一個得到蔣介石親授“青天白日”最高勳章，連升三級，戰績卓著的優秀飛行員，如果他不冒險單機出擊，如果他相信雙方飛機性能的優劣，根據當時的敵我形勢，不要太自信自負，他還是可以把抗日戰爭打到底的。
參加衡陽會戰
四大隊參加衡陽會戰時，進駐湖南芷江機場，中美空軍混合編隊，還有轟炸機，每天出擊架數很多。有次出擊宜昌，在洞庭湖遭遇敵機三十多架，中美空軍協同對敵作戰，擊落敵機十多架，我們也有兩架沒回，一架是十二期同學屈士傑。
在空中我從無線電耳機中聽到屈士傑的呼救聲：“來看我呀，我不行了，傷了右腿不能操縱飛機了……”
空戰中我不知他在何方，找了兩次仍不見飛機。
回芷江機場返航落地的飛機很多，有一架美軍的B-25轟炸機要求迫降，看樣子是受了重傷，結果沒放輪子就迫降了，著地後起火，馬上有爆炸的可能，美軍部隊長迅速爬上飛機對飛行員說：“你說什麽? !”這時飛機機頭往駕駛艙壓過來，後面機身也向駕駛艙擠壓過去，把飛行員的雙腿壓斷卡在裏面拖也拖不出來，這種情況下，飛行員是必死無疑了，飛行員拿出他妻子的照片交給部隊長，部隊長扯下他的飛行員牌牌，用手槍對他頭部開了兩槍，看到飛行員頭栽了下去，大家迅速離開飛機，不一會兒飛機就爆炸了。
我們當時不解的是：B-25轟炸機還有副駕駛和機槍手轟炸員等六人哪里去了？！後來聽和他們一起作戰的僚機說，這架飛機受傷後，機長即令大家在中國陣地上空跳傘，自己想駕機回芷江迫降，沒想到飛機受傷太重。
衡陽離芷江有三十多分鐘的航程，我們爲轟炸掃射靈便，不帶下油箱，每架帶炸彈一千磅，五百磅一個，八挺機槍裝滿子彈，遇到敵人定要打個油光彈盡，再向西轉飛過一個山頭，就是零陵機場，馬上加油添彈又起飛到衡陽前線，掃射轟炸後再回芷江。這樣每人每次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任務完成，下午就換接班的人去執行。當時是方先覺的部隊守衡陽城，日本人圍攻了四十多天，我們也打了四十多天。
參加洛陽會戰
1944年飛西安，打洛陽會戰，炸黃河鐵橋。敵人的坦克，裝甲車，高射炮成四行編隊，後面跟著陸軍步兵，向西安推進。我們的任務是阻擊敵人推進。P-40的八挺機槍火力太小，改裝火箭炮和凝固汽油彈射擊轟炸，炸一次，敵人停止前進一步，接著又挺進。我們每攻擊一次都要經過敵人的高射炮火力網，我們叫它“鑽黑樹林”，被擊中或受傷是時有發生的，所以總有飛機進機庫修理補彈洞，白市驛經常有飛機來補充。
出擊洛陽，城市、機場也是不見日本鬼子，只能掃射機場後回航。炸黃河大橋也要“鑽黑樹林”，敵人設有強大的高射炮群，構成火網，去炸橋時，必定要經過它的火網才能炸中，而且大橋鐵軌炸壞後，一夜又修復好了。炸橋墩目標不易對準，炸彈丟下去容易滑掉。經研究，爲了避免高射炮的火力網，必須改變進入角度，沿長江江面做超低空飛行進入，這樣高射炮不好射擊。飛機對準橋墩飛過去，快接近時丟下炸彈，炸彈落水後因慣性繼續向前滑行，碰到橋墩後爆炸。採取這種方式轟炸，果然炸中了兩次。炸壞了橋墩敵人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修復了。有次同學李啓馳（此人美國華僑，回國參加十二期飛行員畢業），在炸橋時中彈迫降黃河北岸沙灘上，向岸邊林子裏跑去，正遇上迎來的共產黨遊擊部隊，他們要李啓馳去他們部隊休息，李啓馳見是自己人，那種經過強烈空中戰鬥後的疲勞感馬上湧上來，不願去休息，就倒在地上睡著了。遊擊隊的人大概是想看看李腰身上別著的加拿大五四手槍。把李搞醒了，李爬起後即向黃河跑去並游水過河。南岸的國民黨部隊接應李啓馳上岸，三天後李被送回來。
在西安洛陽會戰中，主要是敵人的高射炮火力網密集封鎖了要轟炸目標進入的上空，我四大隊飛機被擊落兩架，擊傷四架，飛行員無傷亡。
1945年正月敵人攻打獨山，四大隊進駐貴州青鎮機場，連日大雨，低雲蓋山頭，陰沈沈的天氣，飛機無法出擊，待了十多天，試行兩次也沒有飛出又返回青鎮，最後只好回白市驛。
此時日本新出一種“東條”戰鬥機，高度二萬四千尺，時速三百五十至四百里，最大可達六百五十裏，是P-40所不及的，在某地與美軍十四航空隊遭遇，美機兩架P-40被日“東條”擊落。不久我們即赴卡拉奇接回P-5l型新機，性能可與日本“東條”機媲美。此後“東條”在前線和太平洋戰場都沒有打出好成績來。
1945年抗戰勝利後，調我去北平接收並試飛從日本繳獲的飛機，有“95”、“96”、“97”、“99”、“零式”和“東條”。我覺得，還是“零式”靈活實用些，可惜接收後都成了廢品。
結束語
我們十二期是1937年參軍，1939年開始飛行訓練，1943年參戰到1945年抗戰勝利，八年抗戰，初期中日空軍打成平手，後兩年日軍倡狂奪走了中國的制空權，從1942年起中國空軍又奪回了制空權，整個的空軍傷亡數位我不清楚，但從我們十二期講，畢業一百人，打到抗戰勝利只剩下40人，傷亡60%。
（向一學系我館已故館員，向曉光系向一學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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